时间：2017年5月19日13：30——17：0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会议室
参与人员：刘建军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相关学者、社会代表等
刘建军老师作了题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初探》的主旨发言，探讨了中国的社会类型，需要怎样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应该如何构建，及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等问题。对此，刘老师在宏观上分别从三大特质、四大原理、六大体系、八大路径介绍了中国社会治理，包括关联主义为原点、家国同构为属性、平面社会为结构等特性；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等治理原理；党建引领体系、政府主导体系、多元协同体系、跨界合作体系、复合治理体系以及智能治理体系等治理体系；强化政社互动、优化社区治理、加强社会教育、培育社会组织、推动三社联动、发展公益基金、规范社区经济、构建共享社会等治理路径。刘老师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但中国仍未建立严密的社会治理体系，而社区治理则是走向完善治理体系的第一步。对此，刘老师对社区治理的基础（社群性、社会资本、关联物权、相邻物权、内生权利与积极义务）、原理（复杂性原理、包容性原理、过程优先原理、参与性原理、多元协同原理）、体系（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的自治体系、共治体系、法治体系、德治体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刘老师结合案例提出了价值引领、议题引领、平台引领和组织引领之下的民主恳谈、联席会议、共建促进会、小区宪法、礼治社区、孝贤社区、睦邻社区以及家书文化等社区治理路径并论证了其可能性。
徐晓菁老师分享内容为《嘉定社区营造经验分析》，在介绍嘉定的基本概况后，由于嘉定区社区类型众多，因此通过睦邻建设，推动居民自下而上的社区治理的动力。徐科长主要介绍了嘉定社区营造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007年嘉定街道提出睦邻探索试点，2008年嘉定区举办了嘉定街道睦邻探索试点论坛，并在2009年向全区推广，此阶段主要是以点铺面的试点探索，但主要倾向于娱乐性。2010年起，嘉定区主要以丰富内涵和培植文化角度进行社区营造，包括睦邻的徽标设计等，从居民家庭——社区——街镇——嘉定区四个层面形成睦邻点——睦邻沙龙——睦邻会所——睦邻联盟，推动社区营造从娱乐性向社区治理性角度发展，在此，政府起到了一定的主导作用。从2013年起，嘉定去社区营造主要倾向于全面提升、催生活力，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经验引入嘉定区的社区营造，形成了“嘉定睦邻”品牌。第二阶段阶段主要为构建人与社区的关联，即怎么样推动人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徐科长分享了嘉定区的社区营造中构建人与社区的关联的小故事：1、从一个人变成一群人：蓝天妈妈的故事和老丁叔叔的故事；2、从一群人影响整个小区的人——红梅帮帮团的故事和蒲公英心愿的故事。通过邻里之间的相互借助，提升居民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嘉定区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社区营造模式，包括政府机构社区等联合推动模式、“5+2”模式和引入了专业的社会团队等。通过参与，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成为社区营造的行动者，建立自己的主人翁意识。
随后，李佳佳老师分享了题为《重塑现代社区治理的“文化网络”——对嘉定区“老大人”治理模式的参考》。在引言部分，李佳佳老师先分析“老大人”的定义和嘉定区中“老大人”这一治理模式，从而提出““老大人”治理模式是要再造传统乡绅群体来处理基层社区事务吗？”和““老大人”治理模式能否解决“基层自治”和“社会整合”两个问题？”两大问题，并将其置于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中讨论。在第二部分中，李老师提出了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主要包括基层社会的“共同体”形成模式分别有乡绅社会模式、宗族社会模式、农村市场模式和民间宗教模式等。再者，李老师从“传统与近代的变迁”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和内涵，以及为何要用“文化网络”概念讨论古今的基层社会。从“老大人”的权威来自民间社会的认可、“老大人”在社会网结构占据重要位置具有优势资源、“老大人”作为“关键群体”的动员作用和采取“柔性治理”，化解社区矛盾四个角度对嘉定区“老大人”的治理特征进行归纳，从而引申出“重塑现代社区的‘文化网络’”的思考和讨论：包括“老大人”与传统文化网络中“乡绅”的相似点以及“老大人”治理模式的成效、局限与展望。
李锦峰老师分享题为《集体协商的特性与实践困境》一文。通过对“集体协商”的背景介绍引出“集体协商的基本含义”——在工会或工人组织与雇主个人或团体间进行，是就工人工资和其他就业条件进行谈判的过程。通过对集体协商的历史缘由的介绍，提出集体协商的意义在于它是市场自身的问题解决机制：按照受国家法律保护的规范的程序规则，市场主体（劳资双方）相互之间通过自发的博弈实现力量的平衡和制约。之后，李老师介绍了集体协商的三大特性，分别为程序性、特殊性和偶然性。对集体协商的三大特性进行解释后，李老师得出在现行条件下，国内集体协商存在着程序性与结果控制的困境、特殊性与统一推进的困境，以及偶然性和必然要求的困境等三大困境。为了克服或者是改进以上三类困境，需要从给予劳资双方更大的自主空间、在劳资纠纷处理中才有真正的集体协商和集体协商提质增效需要基层工会建设提质增效等三个角度进行产业民主与集体协商推进。
张冬冬老师分享内容的主题是《党员引领：上海加强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与行动策略》。张冬冬老师从四个方面对这一话题进行了展开。首先是从党员的视角出发，分析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力量。一方面，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基本实现了对社区自上而下的全覆盖；但另一方面，80%的党员属于“隐身党员”，对社区事务是漠不关心的。换言之，党员这项治理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在此基础上，张冬冬老师在第二部分剖析了党员在基层社区中的功能，包括组织对应功能、信息对称功能、资源对接功能和政治引领功能。第三部分梳理了上海目前进行社区党员有效引领的做法，比如在职党员双报到制度等等，但这些制度却存在着功能发挥不足、激励机制缺乏、服务项目单一、组织间有效衔接缺失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分享内容的第四部分指出了一些可行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健全制度、丰富内容、健全队伍、健全监督，以实现最终的“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双岗位”的理想目标。
马彦银老师演讲的题目是《从制度到体系：社区治理的空间与功能拓展——以上海市五里桥街道旧“三会”到新“三会”建设为例》。马彦银老师指出，在旧三会制度下，居委会行政色彩浓厚，参与主体单一，自治效果也缺乏时效性。五里桥街道对旧三会制度进行了拓展，包括在听证会中增加议题征询会、公示制度；协调会中增加民主恳谈会、责任制度；评议会中也增加了监督合议会、承诺制度。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从制度建设上升到了体系建设，对需求的导向更加突出，对多元主体的参与也更加侧重，在事实上解决了谁来自治、如何自治、自治什么、自治效果如何四大问题。最后，马彦银指出，由旧三会到新三会的转变是治理空间与治理功能的拓展，调动了社区居民对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塑造了社区积极的行动者。
宋道雷老师进行了题为《共生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演讲。宋道雷老师发现，目前分析国家社会关系的文献有三种视角，即社会中心论视角、法团主义视角和其他视角。在此基础上，宋道雷老师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即共生型国家和社会关系。具体来说，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并不是对立的，其边界往往较为模糊。这种共生模式的基本特征包括：首先，政府孵化：政府孵化不断向基层、块状、本土社区拓展。第二，社会嵌入：其内涵包括过程型嵌入、关系型嵌入、服务型嵌入。第三，专业主导：专业是共生型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其专业化的力量弥补了政府职能的缺失部分。概言之，社会组织实现了从依赖抗争独立向依赖专业、依赖政府补助生存向依赖项目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宋道雷老师认为，国家与社会正在向一种伙伴关系迈进。当然，这种关系是否成立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汪仲启老师分享内容的题目是《乡镇领导干部选举的动力、结构与困境》。报告从乡镇领导干部选举的民主实践过程出发，对政策的历史流变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变化的趋势。汪仲启老师比较了步云乡1998年、2001年；大鹏镇1998年和各地乡镇党委领导选举的选举方式，以及人大在其中的作用，并从结构性制约层面，分析了为什么不存在合法性风险的大鹏选举和党委干部选举未能实现制度化，即缺乏制度性必要，以及面临权力结构制约。最后，汪仲启老师提出了“能动-结构”分析与“互动-聚合”理论，并对基层民主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判断。
袁立超老师演讲的题目是《非科层化运作：“干部驻村”制度的实践逻辑——基于闽东南C村的案例研究》。袁立超老师分享了其对闽东南赤溪村扶贫开发实践的详细调研后，对“干部驻村”制新的理解和发现。首先，袁立超老师抛出疑问：C村的“干部驻村”制度究竟展现了哪些非科层化运作的实践样态？这一制度背后的运作机制是怎样？其实践结果应当如何评判？袁立超老师发现C村“干部驻村”的运作属于政治动员、跨部门互动、人格化交往的非科层化运作。在此基础上，袁立超老师深入剖析了“干部驻村”制的非科层化运作机制，包括从“单线动员”到“多线动员”的动员机制、从“僵化”到“弹性”的组织机制、从“弥散”到“精准”的资源配置机制等。最后，袁立超老师指出，“干部驻村”在取得极大成效的同时，仍不能忽视其缺乏稳定性保障、缺乏公平分配的顶层设计考量、“马太效应”等不足。
各位老师展示之后，会议进入讨论和总结阶段。汪仲启对刘建军老师的报告提出影响关联度的高低的因素有哪些？平面社会更多的是单位，分析型的概念阶层作为可见可感的实体概念，可否解释下？社区代表向徐科长提问：嘉定的社区营造十多年经过了怎么样的演进的逻辑，何时有质变的感觉？社区营造在全国铺开，嘉定十年的经验如何定位？有观众向汪仲启老师提问，有没有发现全国的试点分布如何？
徐老师回应道：试点阶段定位为“预热”，只是居民的唱唱跳跳，对社区营造并没有太多的推动，但随着文化的不断培植，在走向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居民的局限仍然存在，这种局限表现在社区营造人员的问题上，主要人员均为退休人员。2010年后嘉定注意到这样的局限性——志愿者越来越难挖掘，因此嘉定区开始真正找到居民的需求，自下而上带来活力，引入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并借助在地台湾企业和台湾大学进行社区营造，从而形成了嘉定区社区营造的品牌。而嘉定区的社区营造模式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居民主动的模式。
汪老师阐述道，现代化发展的条件下民主化程度越高，但也有例外，现在主要是浙江和四川的成都试点特别多。
刘老师回答道：在影响关联度的因素有血缘（荣氏家族等）、制度（户籍制度等）、不同族群的通婚、文化（美国梦、中国梦等）等，中国很多政策以空间为单位，例如新江湾，阶级地域化，其关注的不是小区议题，而是小区的外部议题——包括学校、绿化等。从总体上来说，上海空间布局为小区政治，关心的多为小区内部议题，封闭社区主要是为了降低治理成本，将跨区域横向联合的可能性降低。小区政治与城市治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