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由上海市东方青年学社、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学术研讨会在华政长宁校区交谊楼成功举行。会议从上午九点持续到下午六点，与会学者围绕“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携复旦大学多名青年学者、研究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金钊教授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研讨会的其他部分分别由数位到会的学者和嘉宾主持。
第一部分：开幕式致辞
研讨会的开始，主持人陈金钊教授首先邀请了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应培礼致开幕词。应培礼副书记高度肯定了本次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他表示华东政法大学最近几年高度重视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华政政研所对于“全球治理”这一话题的研究尤为着力，去年首次发布了其在全国首创的“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指数指标体系”，在国内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次会议的主题“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是政研所长期关注的研究问题的一个延伸，这个问题的研究对正在成长的中国而言尤其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的意义。最后，应培礼副书记代表华政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华政政治学学科和政研所发展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了感谢，并且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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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主持人陈金钊教授请上了开幕式的第二位致辞嘉宾，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刘世军教授致辞。刘教授对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华政政研所为本次会议做出的努力表示了感谢。刘世军教授认为“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这个研究主题非常有意义。研究这个话题对观察世界、把握世界潮流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站在学术的制高点，在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方面形成我们的话语权，非常具有前瞻性。发言的最后，刘世军教授预祝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并对各位积极参与研讨会的学者表示了感谢。
开幕式到此结束。
第二部分：主题发言一：“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主题发言的第一部分题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这部分发言由《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海洋安全与合作中心主任赵青海研究员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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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经济治理”。宋教授认为全球治理问题最为典型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出现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危机的解决成为了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他把世界秩序从两个角度进行衡量，第一个角度是稳定与不稳定，第二个则是经济治理角度上的好与坏、有效与无效。宋教授认为首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判断：稳定的世界秩序迟早会带来好的经济治理，不稳定的世界秩序很可能不能带来好的治理，这是从世界秩序到经济治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
从治理到秩序的方向，宋教授认为经济治理的困难会推动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经济治理的困难会促使更多的国家去考虑如何推动一个更好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以往世界秩序的改变大多数是通过战争、冲突的方式来进行的，当所有国家都着眼于治理的时候，它就没有更多的意愿去以冲突的方式去实现自身国家利益与世界秩序的变革。所以宋教授得出结论说：可能治理有助于帮助我们冲破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位发言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刘宏松副研究员。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安全治理”。他认为全球安全治理主要议题是核不扩散、核安全、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而其中核不扩散、核安全、和平利用核能和核裁军是四个主要问题，这四大支柱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能截然分开。具体而言，核安全是指保障核材料、放射性材料以及核设施的安全，防止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防止其利用这些材料来发动袭击。核安全领域的治理实际上需要有效的国际治理机制来保障相关国家核安全领域的形势安全，同时又要保障其和平，通过合作来提高核安全保护的能力。
当前备受瞩目的核安全峰会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核安全峰会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的对话机制，并没有形成一种定期召开的制度化模式，其工作计划对参与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核安全峰会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制度上的对话机制，而且其内部的评估程序不够完善，与同类型机制G20相比弱很多，这也制约了其有效性。全球在核安全领域的治理尽管有一些机制，但是真正要实现一个良好的治理，还需要有法律约束力，对核安全保护措施作出一些明确的规定。最后，他认为因为有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之间的纠结关系，想要实现有法律约束力的，对核材料作出明确规定的机制安排是非常困难的。
第三位发言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晋继勇副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卫生治理”。他认为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有三个范式：第一个是人权范式，第二个是发展范式，第三就是联合国卫生指标的安全范式。
有关联合国的这三种范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侧重点。人权范式和安全范式主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偏向于支持发展范式。因为发展中国家认为公共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安全和人权问题。终究是一个发展问题，最终是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来促进他们的发展，这样最终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在全球卫生治理中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能力弱化问题，第二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性问题，第三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内的利益平衡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在世卫组织里有规则制定权，所以现在世卫组织的运行模式是偏向发达国家的。全球卫生治理说白了是一种卫生外交，不管一个国家行为体也好，国际组织也好，是通过对外交往活动来实现全球卫生治理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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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李辉副教授，他发言的主题是“反腐败与全球治理”。他认为反腐败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中国一直在讲打老虎、拍苍蝇，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词，叫做抓狐狸。这方面协作的推进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腐败问题能不能像安全、卫生等这些问题一样有一个有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这件事政治性很强。谈国际合作到底从什么基础上谈，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参与到国际合作里面。我们由于现实政治因素、反腐模式不被承认以及缺乏国际合作经验，反腐的国际合作存在不少困难，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为全球腐败的治理提供一些什么东西，是提供治理的经验、治理模式呢？还是我们提供一些机会和平台？我们整个全球反腐败治理中今后大的方向以及趋势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五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汪仕凯,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劳工治理”。他首先提出这一问题非常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争论，国内政治系的学者长期以来受到话语的制约，对劳工问题一直缺乏比较客观的认识。他概述了全球劳工问题兴起的历史背景和现存状态，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国家推行了一种新的策略，就是产品的周期转移，这与世界上金融资本的兴起密切相关。现在核心发达国家已经产业空心化，基本上自己不做第二产业，而是集中搞各种产品的创新，把整个生产过程全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把这种马克思式的斗争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所以核心国家在这一方受到的压力就小一些。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面临很大挑战，在进行调整，调整之后又出现了矛盾上升的过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工人进行“核心工人”与“非核心工人”的区分。所谓“核心工人”就是掌握了生产技术从而占据了生产过程的关键岗位的工人，而所谓“非核心工人”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从事辅助工作的工人。对核心工人与非核心工人进行区分，造成核心国家的工人纳入到核心工人的范畴，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就被推到非核心工人这样一个范畴。实际上即对工人进行分化，又导致了南北问题。最后，他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今天，全球劳工问题重新兴起的三个原因：一是国际移民问题，二是西方国家长期的失业问题，三是现在国际地缘分配的严重的不均衡
主题发言的第一部分到此结束。
第三部分：主题发言二：“世界秩序的历史与价值”
主题发言的第二部分题为“世界秩序的历史与价值”，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杂志总编胡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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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高奇琦教授，他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高老师从观念性、价值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基本逻辑是一种冲突秩序观，这导致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构建了一种崇尚武力的暴力文化；第二，为西方对非西方的征服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致使国际政治的道德层次较低。西方的秩序观是政治哲学家们在批判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新的个体主义（或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仍然采用了基督教神学的人性恶假设，并继承了基督教的一元论逻辑和使命精神。世界新趋势对冲突秩序观的挑战，这使得目前世界治理面临如下几类问题：一、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二、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三、文明间交往问题；四、制度间差异问题。目前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都需要依靠基本秩序观的改变。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谐秩序观的提出建立在中国政治哲学与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秩序观与西方的主流秩序观明显不同，但是却与西方新的理论发展趋势相契合。同时，和谐秩序观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与整合性世界秩序的逻辑一致以及它的强适用性上。和谐秩序观是一种政治哲学或外交哲学的讨论，而全球共治则是一种应用性理念，其更为强调现实性和操作性。这一观念并不完全排斥冲突性逻辑，而只是要求其逐步减少。这一观念的运用既取决于中国的成长，也取决于中国对这一知识的总结和传播。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讲师陈玉聃博士，他的发言题目是“世界秩序观的冲突与融合”。陈老师指出，讲西方的政治观主要是近代的政治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古代和近代文化区别比较大。西方近代讲冲突和战争，但是西方古代讲和谐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古代的中国和古代的西方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相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反，即使西方近代政治观确认之后，仍然和我们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认识。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自发生成和被迫接受的特殊主义世界观之下，都潜藏着普遍主义的暗流，绵延至今。西方有一种思想传统，可以说是冲突的传统。在这样一种思维框架下，形成全人类共同认知来进行全球治理，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就是认同，我们应该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识。另外一种路径就是如何打破逻辑，如何打破一种不需要建立敌人就可以确认我们的这样一种观点。讲全球治理、世界秩序归根结底，我们的价值诉求是对一种万世开太平，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是要先行“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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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讲师王金良博士，他的发言题目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权国家与世界秩序”。王老师指出，全球治理是存在多重可能的。第一种可能性是新的冷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直接影响了全球治理的形态。全球治理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观，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的思路，也为建立一套旨在解决全球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治理机制，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第二种是另一种世界秩序，也就是说，在所有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成立一个具有最高立法、司法和执法功能和地位的全球性政府。
全球治理的要义就旨在解决国家政府在面临超越单个国家能力的各种问题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并建立民主和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如果能够处理好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寻找利益汇合点，逐步建立相互合作的机制，那么就能够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进而建立一种公平、稳定和有效的世界秩序。
主题发言二到此结束。
第四部分：主题发言三“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
会议的第四部分由《中国社会科学》国际部编辑、副编审张平主持，主要围绕“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这一话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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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家栋教授，他的发言主题是“反恐怖与全球治理”。张老师认为，从现代化的概念出发，今天我们探讨恐怖主义主要从“911”开始。世界恐怖主义呈现出多元化、网络化、草根化、虚拟化、模糊化的主要趋势。随着美国等国家反恐怖战略的调整，经过十年努力建立的国际反恐怖共识正在消退。很多国家正在重新拾起“一个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斗士”的旧观念，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打反恐牌，双重标准及至多重标准，将重新成为世界恐怖主义问题中的症结。随着国际政治变迁，世界恐怖主义形态也向更加多元、多样和复杂的方向发展，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威胁。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单靠某一个国家来解决，这样既不公平，也很危险。治理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各群体的密切合作，实施以下措施：第一，制订统一的恐怖主义定义；第二，加强弱势国家的国家能力建设，所有恐怖主义的温床都是弱势国家或是失败国家；第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弱势群体没办法来表达自身的利益；第四，促进经济全球化与社会福利全球化的统一，大量的青年人口出现，有的国家没办法提供基本的生存；第五，加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行为能力，目前相关机构很尴尬，没有能力依靠主权国家，现在美国不愿意参与，现在其他国家能否提供这样的资源是一个问题。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德刚老师，他的发言题目是“地区冲突与全球治理”。孙老师指出，地区冲突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联动性、破坏性和紧迫性等特点。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多难题：包括如何协调国内的各个部位？如何与中国进行协调？如何与冲突方进行协调？这种协调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协调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与西方参与地区冲突治理的偏好不一样，风格也不同。第一，西方重“民主治理”，中国重“民生治理”。第二，西方的地区冲突治理在路径选择上是“自下而上”，常常注意发挥本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智库等作用，在冲突地区善于发现有利于自己利益或认可自己理念的政治力量。中国在治理路径选择上是“自下而上”。第三，西方参与地区冲突治理体现“激进式”风格，希望在短期内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中国的地区冲突治理彰显“渐进式”风格。第四，西方的地区冲突治理凸显“强制型”，中国的地区冲突治理彰显“协商型”。第五，西方在地区冲突治理中体现出其多元化利益诉求，属于“全面介入型”；中国参与地区冲突治理强调量力而行，属于“选择参与型”。第六，西方的地区冲突治理凸显封闭型，拒绝其他国家参与。中国的治理彰显开放性，欢迎其他大国尤其是地区大国的参与，特别是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国际冲突。同时，中国在参与地区冲突治理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第一，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国际危机管理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增强，内交比外交难；第二，中国国内缺乏参与地区冲突治理的意愿共识。中东的问题拖得越久，把西方牵制在中东，可以延缓我们的战略前期；第三，中国参与地区冲突治理迄今缺乏强大的人才库和知识库作为支撑。学界和政界的冲突有不少。总之，中国参与地区冲突是一个认知与习得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它的认知不同。中国参与地区冲突的选择性模式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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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章远老师，他的发言题目是“宗教与全球治理”。章老师认为，宗教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问题。国际危机来源于宗教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表明如果我要传播我的信仰，一方面要提高我的修为，另一方面要积极传教。国际危机的宗教治理在逻辑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从原罪观来说，宗教现实主义，宗教认为人类可以通过信仰而得到救赎。因为有外来的压制，这种压制才能走向力量的均衡。第二个逻辑赎罪观，非我教的人因信仰得救得困境，产生两种方向：一种通过提高自己的信仰，另一个方式是扩大覆盖面，通过传教行为。第三个逻辑是殉道观——通过牺牲得到宗教的合法性和认可。目前已有的结构，国际危机的符合宗教治理结构：代祷、和平弥撒，这种方式可以在自己的体系和信仰内部相联系。我们可以选择增加一些宗教制裁，减少派遣传教士，减少宗教性质的援助。宗教制裁又和宗教向善的行为相悖。另外对于宗教的治理不能理想化的等同于为伦理治理、道德治理，因为宗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治理。章老师最后指出，目前来看，是扩大宗教影响力还是限制其影响力，是现实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游腾飞老师，他的发言题目是“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游老师认为，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达成全球环境治理共识以来，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机制已逐渐出现多权力中心治理的特征。由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显示出显著的无政府状态和多中心治理的碎片化结构特征，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常出现如下几方面的现实困境。第一，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议题的复杂性带来治理困难。地球是一个各生态系统有机联系的生态体系。在此体系中，各种环境问题在起因和影响方面具有相关关联性。一个诱发因素会因蝴蝶效应而引发多个连锁反应，造成多个问题。第三，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议题的不平衡性增加了治理难度。要解决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和零和博弈的僵局，可从选择性激励与补偿、集体结构优化和集体制度设计等策略入手。首先，奥尔森认为选择性激励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手段。选择性激励包括指自群体小集团内部的激励手段。其次，集体结构优化的目的是使自群体参与国的收益最大化。最后，制度建设包括信息沟通、教育制度、降低交易成本等具体机制建设。
主题发言三到此结束。
第五部分：主题发言四：“全球治理的前沿议题”
第四场主题发言的主持人是《复旦学报》的编辑刘慧女士，发言的主题是“全球治理的前沿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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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闫健老师，他发言的主题是“失败国家与全球治理”。他的发言针对两个重点，一是失效国家对全球治理带来的重大挑战，二是国际社会对失效国家问题的应对措施及其局限性。而这一问题的背景是60年代的去殖民化导致的法理性的主权替代了实际的治理能力，冷战的终结导致准国家出现生存危机，失效国家对于全球治理带来的主要挑战，包括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流行性疾病、跨国犯罪以及难民潮。最后闫健老师谈及其对失效国家产生的原因的初步看法，即大约百年的时间中非洲国家和社会缺乏有机联系，对外部产生依附性。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阙天舒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公共危机与全球治理”。他认为公共性是政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对公共性的重新审视，有助于解决公共危机的全球化和公共危机的治理的问题，而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组织这一角色越来越突出，治理愈发复杂性，要求多样化的参与。随着气候变暖，2008年金融危机等一些全球问题的出现，公共性的回归趋势明显。回归的公共性和传统的公共性之间比较，有两个不同的方面：第一在政治权威方面，非政府行为体越来越多参与到危机治理中。第二，在公共领域，公共性不在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全球市民社会、全球公共领域之间的疆域变得复杂起来。最后，阙天舒老师得出两个结论。第一，通过公共性，追求公共目标的权威被公共权力所承认，弥补了在全球危机治理中中央层面的缺失。第二，新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全球公共危机治理的民主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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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教授宋黎磊老师，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极地治理”。发言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北极治理的三大矛盾以及中国的相应对的方针。宋副教授认为当前北极地区存在三大矛盾：一、北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这是北极治理的核心矛盾；二、北极国家权益主张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之间的矛盾；三、行为体的积极活动与治理机制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中国参与北极开发治理的战略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中国参与北极开发治理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第二，中国参与北极开发治理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第三，中国参与北极开发治理注重低调和合作型参与，中国参与主要的路径是科研，以科考作为突破口和立足点。第四，中国参与北极开发治理重视科学研究的内容。
宋副教授认为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应该依循三个路径：第一就是中国把科学考察作为北极参与的重要立足点。第二就是加大中国在北极环保、航运等各项资源中的参与力度。第三就是在北极的政策主张尽量避免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意欲。中国在北极治理问题上，既要强调本国利益，同时又要强调人类治理的平衡。要主动提供中国特色的公共产品，来推动北极机制的国际治理。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花勇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治理。他认为目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主要体现出四个特点，第一是联合国在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主导作用。第二，主权和人权的争论依然是人道主义援助的困扰。第三，区域组织在人道主义援助中更加积极。第四，新兴大国在人道主义援助规范不再是规范的接受者，转变为规范的塑造者。
花勇老师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进行了三点总结：第一，联合国在R2P规范中依然发挥主要作用，第二，联合国可能会在大会中把其纳入到发展机制中去。第三，随着新兴大国的加入，以R2P为代表的人道主义规范，其发展将会越来越复杂。这是中国需要认真观察的方面。
本场第五位发言人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严行健，他的发言主题是“全球治理的前沿文献回顾”。他指出，全球治理这一领域近年已成研究焦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他对从四个部分对该主题进行梳理：源起、定义及流派之争、主要议题领域和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源起。
全球治理研究的诞生和发展是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条件结合的产物。全球治理学科发展在理论方面的准备主要是西方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倡导公共管理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社会化，客观上为全球治理的开展奠定了组织条件。全球治理的一些定义及流派。全球治理理论的形成乃是各国学者围绕这一理论概念产生诸多不同认识所购成，其是一个争论的领域。全球治理的议题领域可归纳为以下方面，即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债务危机、跨国交通、国际汇率等。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关注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关代表性著作及国外著作的译介则于2000年以后集中出现。
主题发言四到此结束。
第六部分：主题发言五：“全球治理的机制与功能”
主题发言第五部分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老师主持，这一部分的发言主题是“全球治理的机制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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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一位发言人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老师，他发言的主题是“全球能源治理的现状与未来”。能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当前不断震荡走低的能源价格使得全球能源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影响能源的地缘政治、供需结构和产业技术都在发生大调整。于所长的发言围绕四点内容：第一、石油价格变动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点1、供求变化对石油价格的影响2、政治性因素对全球石油价格的影响。3、金融因素的炒作的影响。第二、石油价格动荡的影响。当前油价振荡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油气政治经济新变化，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石油价格的变化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第三、能源结构背后的结构性变革。全球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减少。全球正在经历从传统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过度的转折点。总体来看，低油价不仅影响各国经济政治，影响地缘经济，更加预示着能源结构大调整时代到来。第四部分，于宏源老师总结了中国的应对建议。未来5-10年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能源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应对上述能源格局调整，中国应重视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资源博弈中去；其次，中国应该积极加强对资源新技术的运用；第三，中国应该积极参加全球资源投资，进行全球布局；第四，中国需要高调融入并争取引导全球能源治理，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公共外交。总之，中国应该加强把握当前全球能源深刻变化的契机，以技术为先导，以改革为动力，积极的抓住机遇，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场第二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简军波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霸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他认为，从规范的角度讲霸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合法性的，而目前的特征是美国的霸权合法性逐渐降低。权力的合法性要符合三个条件，即符合法律，符合合适的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功效。由此来看，美国的霸权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充分的公共产品，即世界的国际安全。它的道德优势也是站不住脚的。从经验角度看，其软实力作用有限，因此美国霸权治理充满合法性危机。应该有一种具有合法性后霸权治理的体系来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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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第三位发言人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战略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副教授王明国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联合国在互联网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困境”。他认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是其机制。而机制的核心是联合国。联合国关注的核心是和平、发展与人权，这三大领域涵盖广阔。联合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互动问题，包含三个方面：1、联合国与主权国家的互动；2、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之间的互动；3、联合国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动。王副教授认为，今后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在机制建设的方向包括，一、在立法层面上，联合国有必要取得主导地位。二、在组织层面上，把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国际电信联盟纳入其组织基础中。联合国能不能成为一个主导型的机构，关键是要靠新兴国家能否在其中妥善处理分歧，提出有效应对方案。
本场第四位发言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王铁军老师，他的发言的题目是全球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与限度。他认为这一题目的难点在于：体制的创新、变化原因以及全球治理体制的创新、演化和改变的原因。
王副教授认为全球社会治理应当用社会性进行建构的，而不是来自于权力、国家间体系的法律等硬性的约束。全球治理的主体和内容是社会行为体，今天的社会治理的体制应当是社会行为体之间的碰撞、互动形成。社会治理的许多议题是由小的、名不见经传的个人、团体发起的话语的策划，这种策划必须找到现实的支持力量。
本场第五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朱杰进老师，他的发言主题是新型大国治理机制的未来。新型大国机制中的新型指的是近年以G20为代表的峰会。他认为G20机制现在处于一种转型当中，从危机时候的机制变成常态治理机制。朱副教授认为G20这一机制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平等的与西方进行谈判，如果没有此平等，中国不可能真正的于西方在设立议程和最后决策时达到平等。G20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是一定不能把西方在其他国际组织里面的决策带入G20。G20需要重新凝聚共识，成功的条件就是新兴经济体一定要平等。
主题发言五到此结束。
第七部分：会议闭幕
在会议的最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老师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高奇琦教授分别作了总结发言。
刘建军教授表示，会议的初衷是要给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平台，让政治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共同展开对话，进行跨界、跨学科的探讨。
接着刘老师在发言中阐述了他对“世界秩序及其构建”的精彩观点。原来东亚的文明体系是并行孤立的，二战后，形成了一个冷战秩序，背后的冷战秩序是西方联合共同主导的秩序。现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立体、交错、重叠的秩序，比如像全球劳工问题等。准确的理解世界秩序，在这一概念上达成共识是把握这一时代的重要方面。构建新型的世界秩序现在可以有三个判断：一是可能重塑世界秩序格局，洲际关系对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比国际关系更重要；二是经济的全球化，相互依赖性，导致资本影响世界的形态越来越高；三是全球治理的有效性程度越高，世界秩序可以稳定、扩展的程度就会越高。最后刘老师表示希望在座专家学者能够共同努力做出一个阐明当今青年学者对世界秩序的思考的产品。
最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高奇琦教授对上海市东方青年学社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两个合作主办方表示了感谢。他认为在座学者在讨论“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时都畅所欲言，谈了各自的不同想法，对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同时也希望在座学者在今后全球治理的研究中能够不断形成新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