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夏蒙|“阶级利益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阶级利益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刘建军 夏 蒙^②

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

【内容摘要】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相互隔绝到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资本主义的诞生促使西方社会抛弃了中世纪的遗产，进入了按照资本主义逻辑改造世界的过程。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是以优劣性、排他性、等级性为特征的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是以中心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剥夺作为代价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本质揭示出来了，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思想，继而更进一步提出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要超越资本主义“物统治人”的性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演进，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休戚与共的关联状态，排他性、等级性、优劣性的文明观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全球议题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历史大势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孕育下诞生的。从“利益”走向“命运”，展示了人类社会对真正的人的尊重以及从部分向整体的跃迁；从“联合体”走向“共同体”，展示了人类社会内在联结程度的提升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多重属性的真正成型。

【关键词】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 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相互隔绝到相互交流的过程。如果说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因为技术的限制而处于一个相互隔绝的状态的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就逐渐拥有了克服空间阻隔的技术能力。在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交流、沟通和接触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充满玫瑰的芬芳。其中有相知与互助，也有流血与战争。整合之中有分化，分割之后又有统合。后世的研究者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解读模式和理论，对一体多面的人类社会的交流和接触过程进行了艰苦的研究。显然，如果我们要从这漫长的人类社会的交流史中总结出统领性的模式和形态，是异常困难的。但是，有两种具有穿透力的形态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阶级利益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阶级利益联合体是资本主义催生出来的一种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的人类组合方式。这种形态意在突破自然边界、国家边界、文化边界乃至族群边界，形成一种集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于一体的联合方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文化加速交流时代将人类社会的联合推向崭新高度和理想境界的融合方式。如果说阶级利益联合体是在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的轨道上展示出的是阶级力量的联合和阶级性的政治解放，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轨道上展示出人类对以前各种桎梏的根本性突破。本文认为，阶级利益联合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交互共存，共同主导着当今全球社会的基本走向。尤其是如何实现从阶级利益联合体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换，把阶级利益放大为人类的利益，把联合体的利益互补转化为共同体的命运共担，则直接决定着全球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命运。

一、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甚至提出“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③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社会就从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进入了一个基于经济分化而形成的阶级社会之中。阶级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名词。阶级观念占据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不理解阶级，就不能理解现代社会。与托克维尔将等级与阶级混淆起来不同的是，马克思将阶级理论推向更为本质、更为通透的层次。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④与传统的等级之间的斗争不同的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⑤可以说，中产阶级的崛起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属性，依靠阶级分野而形成的立体社会是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正是因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核心地位，通过阶级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阶级来谋求政治解放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变迁的总体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有产者联合体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他们甚至预判到了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在跨国范围、世界范围内的形成。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中联合机制曾经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分析：“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⑥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这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的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这样一来，“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于是，“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奴役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⑦“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⑧

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认为，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后，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无需借助高强度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借助资本的运作就足以建构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福利国家制度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分赃体系，白种人内部的阶级压迫转而成了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经济压迫。也就是说，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所带动的生产要素全球分配和生产过程的转移，使得欧洲的工人阶级再也不是被剥削阶级了，资本对劳工的剥削随之转移到了非欧洲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工人头上，而马克思主义启示录式的革命的重任就宿命般地落在第三世界农民工的肩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世界体系演进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升级过程。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认为，资本主义崛起的第一体系是热那亚体系，第二是荷兰体系，英国是第三体系，美国是第四体系。^⑨从历史上看，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包括相互重叠的时间——无论是伊比利亚-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大致都是一百多年。布罗代尔和阿瑞基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

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阿瑞基等人认为，以西班牙王国为主导的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以荷兰为主导的世界金融市场体系、以英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金融贸易体系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分别构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漫长的16世纪”、漫长的17、19和20世纪。航海大发现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为西班牙走上金融扩张的道路积累了原始资本。西班牙王室将从美洲殖民地攫取的巨额资金流向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一做法虽然为西班牙王室挣得了更多的金融资本，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荷兰的实力，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陆战海战皆败，从此失去了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直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西班牙为主导的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渐趋尾声。“漫长的17世纪”由荷兰主导。荷兰人建立了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欧洲各国的经济生产活动提供融资服务，逐渐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就来自于资本的放贷。与此同时，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英国国力逐步成长。英国通过从阿姆斯特丹金融交易中心获得的资金发动战争，再通过贸易的手段以及国内工业革命逐步控制了大西洋的商贸往来，伦敦逐渐取代了阿姆斯特丹成为新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中心。1815年，英国领导的第六次反法同盟终于取得了对拿破仑作战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英国体系。伦敦作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为本国的综合实力发展和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通过这些资金，英国政府对内大范围地改造英国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基础，对外采取海外殖民扩张的方式将资本的触角伸向全球。自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将其50%的资本储蓄投向海外，英国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⑩1900年南非布尔战争和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标志着英国体系的“漫长的19世纪”落幕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周期。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不断地在欧美大陆上由点及面、扩散扩张、势力转移的历史，是奴役和蚕食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为代价的历史。

德国学者弗罗布（FFrobel）等人认为，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根本特征是“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是“生产的跨国化通过转包方式（subcontracting）使生产过程（甚至是统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全球化了”。而沃勒斯坦认为，“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已经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生产区别于过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⑪技术的进步，作为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源动力和推手，不仅一次次史无前例地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也一步步地扩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范围，乃至扩展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调配和再生产。而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资本总是尽最大可能从工人身上榨取/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这就导致了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下的生产场域的不断变动。资本总是最为敏锐，总会选取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政策成本等等）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活动。毫无疑问，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分工转包，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皆成了“一体化的”产品链上的一环，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藉由此而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部分，成为沃勒斯坦所说的“半边缘”国家。一些地方也由此获得极具相对剥夺性的财富累积。其次，“去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趋势现象成了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的一体两面。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了新的以高精尖技术为导向的全球都市网络为“核心地带”，散布在各国之内的各自的边远地区则成了“外围地带”。而能够从新近的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经济活动中获利的核心地带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⑫与此同时，生产的跨国化造成新的分散化趋势，也可以说是逆全球化、逆国家化趋势。马克思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做出评论，“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民族。”^⑬他还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有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⑭如今，正如马克思在170年前（1848年）所言，这种资本主义的利益驱动的同质化趋势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全球层面上超国家的区域组织间的竞争和分散，也体现在地方层面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为加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产生的竞争与分散。再者，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跨国公司实现、完成的。跨国公司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经济活动中心，决定了资本、商品和生产转移的性质和方向。在这种经济秩序下，生产权高度集中于大型跨国公司，相对于市场，约占了70%的生产决策权比重。造成的后果如今已经显而易见了——给国家对私人大资本的管理、国家的经济调节能力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和国际经济安全。最后，生产跨国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以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资源攫取能力为差别的南北区分逐渐取代了早先的三个世界的划分，这也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缺陷的一个体现。^⑮

进入21世纪以来，沃勒斯坦一再强调资本主义将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全球性生产利润紧缩现象的预判。沃勒斯坦预测“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混乱时期。这与作为一个体系的资本主义有关”，“这一混乱的世界形势还将延续20年或者30年”。

在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形成之后，全球社会就是一个中心一边缘结构的不平等社会。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整个世界体系的运转被固定在资本逻辑和货币轨道之中。就像恩格斯所说的，“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⑯中心国家控制并消费着全球的大部分资源，控制了资源和产品的定价权，因此也可以推行过度消费的债务经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到2012年，G7国家债务与GDP的比率高达140%。中心国家之所以能够寅吃卯粮，恰恰是因为边缘国家的节衣缩食。不到10亿人口的现代化生活，须以60亿人的贫困化为代价。依附性的边缘国家的贫困，成为了中心国家保持繁荣的条件。而即使是在这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导致全球市场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好处。在前几个体系周期，资本的扩张还可以通过新市场的开拓得到缓解。到美国体系阶段，世界市场已经开发完毕，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结构和资源消费模式都无法承载广大边缘地带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恰恰是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为王、利益通吃”的特征，致使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难以为继。

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行至今日也已将近百年，按照“周期律”的解释来看，美国体系在近年来所暴露出的其自身以及全球性的问题，是否预示着全球资本主义将在不久的将来进入下一个周期？随着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地带的国家的崛起，欧美主导的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是否会走向终结呢？沃勒斯坦曾在2014年与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康国教授访谈对话时指出，“美国霸权不是在下降，而是处在毁灭性的衰败中。这将终结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它作为世界体系稳定者的身份。如果当前世界体系不是处于结构性危机中，那么其他国家（例如东北亚集团）是可以继承美国的这种地位的。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能已经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脱离出来。”他指出面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将有两种相互对立的新的世界体系的构建理念可供人们选择——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沃勒斯坦在对话中指出，资本主义最近爆发的危机超出了凯恩斯主义通过增加国家干预来加以解决的范围，在沃勒斯坦看来，美国霸权正处于一种毁灭性的衰败中，其地位将被中国和东北亚所取代，中国消费者中产阶级的增长将限制世界经济的增长，让危机局势更加恶劣。为此，沃勒斯坦建议建立一种基于群体亲近和社会团结的环境友好型生存模式作为替代方案^⑰。

二、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最为惊世骇俗的命题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经典阐述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知识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⑱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命题？为什么要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命题？这恰恰是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致命缺陷的认知与解剖。众所周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判断是非常辩证的，对其先进性是给予充分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革命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突破性作用的评价至今仍然振聋发聩。他们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益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⑲“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⑳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摆脱低级的自然状态、摆脱虚幻的宗教状态、摆脱狭隘的小市民伤感状态，靠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从神的天国降临到人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无可替代。无怪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就提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²¹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是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锁定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和经济层次上来分析的。他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提出：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他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主义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好闲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²²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人类社会是怎样的一副状况呢？显然，资产阶级革命塑造出来的一种借助重新焕发生机的国家、重新被注入现代内容的国家而形成的跨国利益联合体。人成了利己的人，货币成为唯一的纽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的力量有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²³那种把资产阶级革命推至人类解放最高点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曾经批判过布鲁诺鲍威尔关于革命的观点。在鲍威尔看来，法国革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秩序。但是，它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旧秩序的范围，革命不得不满足于民族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同时革命又不得不“承认最高的存在物……确认那应该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连接起来的普遍国家秩序”，靠这种办法来抑制这种利己主义。马克思对此评论说，“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彼此连接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象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²⁴这就是马克思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即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差别。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仅仅是人类社会的政治解放，它在政治上使得人获得平等地位的同时，也把人与人的差别保留在了市民社会之中。至此，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有限性甚至是反动性已经昭然若揭。因为资产阶级把利益变成了唯一的价值，把货币变成了万物的尺度，把对人的奴役包装在冠冕堂皇的市场平等交换的外衣之下。马克思借用莎士比亚的话来揭示资本主义的残酷性：“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²⁵“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²⁶。

西方社会自古以来有很多关于利益的思想论述，它们大多是指的个人私利的实现。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全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真正站在超越市民社会的革命境界，以苦难的无产阶级利益为契合点，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实现了由私人利益、市民社会中的私利和资产阶级的逐利特性向无产阶级利益的有机转换。至此，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了泾渭分明的区分。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货币化、私人化、外在化的利益，甚至国家也服膺于这一利益的逻辑。就像恩格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批判：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²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界革命所追求的政治解放只是第一步，绝不是终点。终点在于人类解放，即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正是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终极目标所在。《共产党宣言》把这一崇高理想正式表达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²⁸而当时的社会现实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不自由、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拿起革命的武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那里面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体是货币、金钱、私人利益的联合体，那么，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就是超越这一狭隘世界的公共利益、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已经包含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获得的整个世界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时代映照。

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自由人联合体中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表达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有人之为人的“类活动”、“类本质”，也就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质。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它的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²⁹而人的“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必定与其所追求的“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他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其利益有关”。³⁰但是，无产阶级利益不是锁定在个人世界中的私有利益，不是外在化的货币利益，而是内在与人内部自由发展的公共利益，摒弃了剥削和奴役属性的人类利益。“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³¹可以说，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庞大伟岸的思想中，内嵌了他们希冀建立“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来对抗和代替资本主义下的资本对人的控制的未来图景，这是他们关于摆脱资本控制和奴役他人权力的“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直接畅想。

至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人是社会的成员，利益共同体理论存在于对个人利益的正当追求中，将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利益。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是私人联合体，是利己的组织的联合体，是以逐利为目的国家的联合体，一句话，是有钱人的联合体。而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则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或者说是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同义语。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³²马克思也曾在《资本论》中对此作出设想，“……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³³1894年1月恩格斯也在一封回信中表明了他对未来新纪元的思考，“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³⁴利益共同体理论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人只有成为社会的一份子，才真正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充分彰显个性，获得综合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乃是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因为他们都把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提升到了最高层次。如果把人类社会的联合锁定在狭隘的私人利益之内，国家的联合固守在金钱、资本的逻辑之中，就绝然谈不上人类解放。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³⁵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他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兴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³⁶如果说欧美世界在过去500年里致力于一个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的形成与巩固，伊斯兰世界在致力于一个宗教和精神共同体的形成与扩展，那么，习近平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滋养、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又是一次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不到有关“共同体”的准确定义，但是马克思在回顾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论述中提出了自然共同体——抽象共同体——真正共同体的人类发展构想。而马克思所构想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那时会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三重关怀，第一，这是对全体人类的关照，绝不是“以物统治人”的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和排他性的宗教联合体的翻版。第二，这是对命运的关照，而不是对获利多少的思考，更不是对天国生活的服膺。这个命运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人类社会的本质状态进行了一种超越性的规范化界定，他认为，“社会”的原初形态或本真形态应该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即“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³⁷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命运，在这种命运状态中，我们看不到异化力量对人的外在统治。第三，这是对共同体的关照，绝不是对排他性的集团利益的追寻、对极端宗教使命的捍卫。所以，这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不仅是对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回应，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超越二元思维和零和博弈、对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良性构想，更是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今世界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深入思考后的理论结晶，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天下观，又超越了资本主义天性逐利的思维和行为逻辑。

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曾断言：“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世界体系的结构原则, 那么, 社会主义便只有在挣脱这种世界体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改革开放40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部分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世界体系，也因此而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在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代差逐渐缩小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在今后保持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稳步前进，并且，如有可能的话，以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爱情怀和共赢理念来代替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残酷剥削和不平等，如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便是面向205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是否已经奠定？时机是否已经来临？路径是否已经敞开？对此，习近平提出：“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³⁸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延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体系转换、人类社会化解当下面临的多种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其意义并不局限于特定区域范围内的特定社会中的“共同体”的理念，更重要的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中国对外关系的理论指导和价值导向，也是未来人类社会的基本格局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的进程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人类视野的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得益于人类政治观与文明观的改变性变革。在冷战时代，两大体系、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是无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那是一个人类社会分裂的时代。资本主义诞生之后的人类社会就是不断趋于分裂的状态。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用“全球分裂”来描述这一持续了将近五百年的状态。伴随着全球化的行进，尽管世界逐渐连成了一体，但是全球的分裂却日益严重。这种分裂体现在以西方为主导或者说为中心形成了对第三世界的压倒性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发达”与“不发达”、“中心与外围”的世界格局。³⁹冷战结束之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则直接成为后冷战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形态障碍。这一论断正是西方绵延已久的“唯一真”这一文化基因在这个时代的写照。根据著名学者梁鹤年先生的看法，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由两组基因构成的，一是“唯一”与“真”的组合，二是“人”与“个人”的组合。这两组基因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较早登场的理性主义中，“人”是包括个人与人人，可称人的主义（Humanism）。稍晚出台的经验主义中，“人”只是个人而已，是彻底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西方文明追求的是唯我独尊、排他性的秩序。因为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崛起之后，他们就试图为全世界的人们定制一双统一号码的鞋子。这与他们追求“唯一真”的文化基因是密切相关的。“唯一真”的文化基因衍生出了西方人的排他性和扩张性。至此，个人主义与唯一真实现了一种奇妙的组合，但西方文化基于“分”的逻辑也为人的性格分裂和文明危机埋下了伏笔。梁鹤年先生非常深刻地指出了西方文明所潜伏的这种以“分”为基本格调的西方文明的轨迹：理性主义的笛卡尔以“我”为主体，以别于“世界”（客体），开启了现代西方主/我、客/他二元的世界观，创出个人的理念。这个二元世界有两个层面：我与外界、我的思想与我的身体。随后，经验主义的洛克把个人的意识建立在经验上：个人像块白板，通过经验和教育而成形。这定义出个人自由与权利、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并开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个人主义——一种在道德、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强调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个人价值与个人自由将支配西方文明的轨迹。⁴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勃兴根源于个人主义，西方文明的内在困境也是根源于个人主义。在个人意识无限膨胀的轨道上衍生出来的追求私利和自由竞争在创造出具有异化性的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同时，也将西方世界带入了资本化和私利化的不归之路。任何文明都有追求真理、追求大道的秉性，但达到真理彼岸的路径却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达到大道的路径是“天下定于一”，“阴阳合于一”、“天地合于一”、“天人合于一”。同样是达成一，西方是追求抽象的、排他性的“唯一”，中国追求的是包容性、合成性的“合一”。从这个原点延伸出去，包容万物的合一展现了一种大义，集合各种利益的合一展现了一种小义。“合一-义”追求的求同存异、包容性的秩序。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秩序管强加于人，这是“唯一-真”的外化。在包容差异性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展现小义与大义，这是“合一-义”的外化。个人-泛人追求的是以个人为原点、以平等为逻辑命题的机会主义的制度安排，家-国-天下的关联追求的是将小我与大我联结在一起的整体主义的制度安排。个人主义的治理传统讲究的是个人领域与外在领域的并立，家-国-天下的关联讲究的是个人-组织-国家-世界这一链条对多种要素和多重领域的串联与整合。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得益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双重孕育。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追求的是文明的优劣，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是文明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不同文明的共生、交流与融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基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已经将美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扩张与征服之路。所以，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超越西方优劣文明观、等级文明观、冲突文明观这一属性的。习近平提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副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⁴¹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情势下，至少包括四个项度的内容：

（1）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我们正处于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帮助人类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地方化、在地化的分离状态，将人类社会的交往压缩到一个共时共存的扁平空间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能量最为巨大的改造治理方式、交往方式和经济方式的技术。从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的角度来审视互联网，大致可以分为技术决定论范式和社会决定论范式两大流派(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social determinism)。技术决定论认为“网络技术是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能(inherently political properties)”，网络技术与政治、社会和文化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社会决定论认为网络技术是因为人为的利用和操纵才具有其政治性能。像温纳这样的学者，试图将两者融合起来，认为“当某种技术成为解决某项社会议题的手段时，或者技术成为人为制度体系的要求并与特定政治关系的兼容程度日渐强化的时候，就认定此技术已经天然的具有政治社会属性了。”⁴²我们认为，网络空间不是简单的技术空间，也不是单一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空间。它是多重属性的结合。“第一，网络空间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社会的，又是技术的；第二，网络空间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天然的，又是人为的；第三，网络空间具有交叉性，它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第四，网络空间具有叠合性，它既是陈旧的，又是崭新的。在当今时代，我们既处于现实空间之中，又处于网络空间之中。”⁴³正是网络空间的多重属性及其与资本、国家、组织相嵌入的程度的高低，才导致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对此，习近平提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⁴⁴任何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并为人类所共享的时候，它就已经不是私人、集团或某一国家所能控制的公共力量了。正如一个企业家在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他就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了。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网络空间也是如此。因此，习近平提出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的打造、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安全的保障以及互联网治理体系均已成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有机构成要素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具有其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时机。这个基础和时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互联网不断强化和推进的。人们越来越成为网络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演化为网络化生存，人类跨越各种便捷的沟通正在向网络化交往进行加速度递进。很难想象，离开了网络，当下的人类社会会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共有共享共治空间。网络的命运就是人类社会的命运，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的直观表达。

    （2）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

人类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心-边缘地带的二元分割了，更不是简单的陆权时代与海权时代的竞争了，而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贸易保护主义是古典的、狭隘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反映。西方经济学所固守的古典教条不是理论上自我优越的体现，而是借助在欧美中心地带对边缘地带的剥夺得以确立的。不是理论主导现实，而是现实论证了理论。在中心-边缘体系遭致颠覆性打击的时候，西方经济学所固守的古典教条应该到了需要修正甚至抛弃的时候了。正如习近平所说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支撑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⁴⁵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依靠中心地带剥夺边缘地带、依靠强力促进资本和资源向中心国家回流、依靠大量贫困人口的廉价劳动支撑富人优越生活、依靠破坏边缘地带生态环境作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格局已经结束了。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就是构建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战略。它摒弃了资本主义崛起时代中心-边缘二元区隔、陆权-海权二元争斗的传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塑造出了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这一利益联合体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失衡，又会反过来催生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萎缩。只有在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理念的指导下，人类社会才能真正走向长久的合作共赢。

（3）人类安全命运共同体

安全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需求。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乃至一个国家而言，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体系中，掌握主导权的阶级试图以社会等级的隔绝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在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试图通过等级性的国际体系来保障自身的安全。这种隔离主义的安全观显然已经过时了。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核控制、食品安全、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证明安全已经从一个单一阶级议题、单一集团议题、单一族群议题、单一国家议题演化为一个包容所有群体、涵盖所有空间的公共议题、国际议题了。于是各种各样的安全机制应运而生。均势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等等，都成为人类社会探索构建安全共同体的尝试。对此，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安全共同体的基本构想。“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⁴⁶

    （4）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

人类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绿色发展，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式发展。但是，全球变暖、海洋污染、动植物灭绝、碳排放等一系列跨国性、全球性议题此起彼伏。依靠生态环境隔离求取生态安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将所有国家、所有人群吸附其中。美国学者迈克尔·曼站在西方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曾指出，“即使我们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仍可能会面临全球变暖的生态危机。对此他非常担心，因为生态危机可能威胁到全世界。”⁴⁷沃勒斯坦赞同曼对生态灾难的深切关注。然而相比于迈克尔·曼，沃勒斯坦并不确定人类生态危机能够得到缓解的关键转折点会发生在何时，他认为可能要等到过渡到新的世界体系之后。迈克尔·曼认为，人类应该从政治角度解决生态危机。⁴⁸那么解决生态危机的政治手段究竟是什么？“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基本意旨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绿色发展的理念，以此指导全球生态治理机制的积极构建与良性运转。习近平认为，“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⁴⁹有了这样的理念，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的各种平台和机制之中，成为推进和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结 论

人类社会从隔绝状态进入到整体性的联结状态，走过了一条极为不平坦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崛起不仅打破了西方世界内部的平衡，将相互隔离的中世纪带入了一个复杂性的联合状态之中，而且也将全球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但是，资本主义在按照自己面貌、自己逻辑和自己理念塑造世界的同时，却将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和其他文明纳入到了一个不平等的资源剥夺体系之中。换言之，资本主义塑造出来的乃是将很多人排除在外的资产阶级利益联合体。利益是其唯一的纽带，资本是其唯一的支撑，货币是其唯一的符号，剥削是其唯一的通道。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将资本阶级利益联合体的本来面目完全呈现出来了。他们创造性的提出了打碎锁链获取整个世界的口号，以此来换取自由人联合体的形成。时至今日，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演进，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休戚与共的关联状态，排他性、等级性、优劣性的文明观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全球议题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似乎到了一个十字关口。正是在这一历史大势下，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中国文化基因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等思想的双重孕育下诞生的。从“利益”走向“命运”，展示了人类社会对真正的人的尊重以及从部分向整体的跃迁；从“联合体”走向“共同体”，展示了人类社会内在联结程度的提升以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等多重属性的真正成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利益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双重孕育下，共同产生的关于人类命运未来走向的思想结晶，深具普世情怀和相当的历史高度。

“Coalition of Class Interests” and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

Liu Jianjun, Xia Meng

Abstract:

Human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isolation, communication to integration. The birth of capitalism prompted western society to abandon the legac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enter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the world using capitalism logic. Capitalism gives birth to a coalition of bourgeois interests characterized by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exclusivity, and hierarchy. The coalition of bourgeois interests com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deprivation of marginal area. Marx and Engels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the coalition of bourgeois and proposed the idea of coalition of proletariat interests and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freeman union. The concept of freeman union is to go beyond the capitalist nature “material-dominating-man” and promoting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long with the evolution of globalization, networking, and informatization,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status of association in which people go through thick and thin together. Therefore, the concept of exclusivity,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and hierarchy has become incompatible with this era. At the same time, a variety of global issues have arisen. It is in such a historical trend that Xi Jinping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thought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The thought was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western capitalist system, born from the combinative concepts of Chinese cultural genes and the theories of coalition of proletariat interests and freeman union in Marxism Theory.From "interests" to "destiny", it shows the respect of human society to real people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partial to the whole. From “coalition” to “community”, it reveal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ner connection in human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multiple attributes such as peaceful cooperation, open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Key words: Coalition of Bourgeois Interests, Coalition of Proletariat Interests, Human Community with Shared Desti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