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社区中国”：原理、地位与目标

“社区中国”：原理、地位与目标¹

刘建军    王维斌^[1]

摘 要：中国社会的转型展现了一幅长期而波折的成长图景，即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实际上既是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培育社会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培育社区的过程。人的社群性、社会资本、关联物权（相邻权）、内生权利与积极义务构成了“社区中国”成长的基本原理。社区的重要地位体现在它是拯救城市的一道底线。安全社区、卫生社区、友善社区、互助社区、公益社区和良治社区构成“社区中国”目标的几个维度，呈现出阶梯状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社区中国，原理，地位，目标

笔者在《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2]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国社会的转型展现了一幅长期而波折的成长图景，即从传统的“乡土中国”到“单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尽管在“乡土中国”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乡土性、血缘性共同体，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社区”更多是与单位组织的替代者相对应，代表了完全不同于单位组织的社会关系形态和治理结构。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程，实际上既是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培育社会的过程，社会保障、社会企业、社会组织、社会财产、社会互联网等相继成长起来，在单位中国时代，这些新型要素是无法产生的；也是一个重新发现和重新培育社区的过程——社会组织、社会财产、社会互联网等新型要素只有与社区联结在一起，才能真正找到其归宿。本文试图从原理、地位和目标三重维度，对“社区中国”作进一步阐述。

1、“社区中国”成长的基本原理

1.1人的社群性

 “人的社群性”是对社区人之本质的规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社会关系是由多重维度的关系组合而成。我们认为，现代人的行动空间和身份认同兼具私人性（家庭和市场）、社群性（局部公共性，体现为社区和各种交往组织）和公共性（国家公民）三种状态。人的社群性原理说明人不仅是自然人、家庭人、职业人、政治人，更是社区人。“社区人”是对人的社群性的直观表达，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如可能是同学会、老乡会或战友会、某种趣缘群体或身份群体的一分子。依托居住空间而形成的基层共同体是展示人作为社区人的重要场所。居民自治的目标之一就是在现代社会恢复社区人的面貌与特征。社区中，老年人的参与度比较高，这是因为他们试图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恢复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年纪越大，人的社会关系就越薄弱，因此，年长者在社会交往中往往主要不是关注结果，而是享受过程。其实，不仅老年人，任何一个丢失了社会关系的人，都试图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中恢复社会关系。比如社区长跑队，是一种典型的自组织，队员们基于跑步这一共同爱好，使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人的社群性在这一自组织中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就是社区的魅力所在。能使已经丢失的社会关系重新恢复，能使日趋稀薄的社会关系重新厚重起来的社区，才可能成为人所向往的生活空间。

现代社会往往被视为由单向度的人组成的陌生人社会，社会成员大多沉浸在一种孤独的状态中，在现代化的大城市里除了以兴趣为基础的专业社团外，都市居民基本缺乏多样的公共生活。而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现状似乎昭示着一种更加悲观的前景，即原本就有限的公共生活与社会交际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中国的城市规划、商品房小区的开发以及职业化社会的形成，也导致了基层社会资本的流失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所以，亟需重新唤起人的社群性。人的社群性是对由现代性逻辑所塑造出来的“单向度人”的反叛。社群生活不是在统治逻辑和商业逻辑中展开的，而是讲求互助、群助，它是一种以爱、互助、群助为基础的交往和秩序。居民自治就是在遵循人的社群性本质的前提下，通过恢复和重建人的社会关系，构建人的社会交往的渠道和空间。

1.2社会资本

人的社群性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人要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社会关系之中？一个人活在世上，当然需要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并不能保证幸福。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健全的社会功能。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下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良好。如果一个人能够在一种信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收获宁静与平和，那就说明他拥有较为丰厚的社会资本。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出版过一本书，名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该书源于一个故事：64岁的John Lambert和33岁的Andy Boschma通过本地的保龄联盟而相识，一个是白人，一个是非裔美国人，John后来患上肾病，Andy心甘情愿地捐肾给他，就因为他们一起打保龄球成为朋友，打保龄球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帕特南以小观大，认为“我们美国人需要重新建立联系”。他以“独自打保龄”为切入口，希望美国人可以再次“Bowling Together”（一起打保龄球）。他敏锐地觉察到，当初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美国社区生活正在逐渐衰落，那种喜好结社、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不见了；今天的美国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闲暇时间用在与邻居一起喝咖啡、聊天，一起走进俱乐部参与集体活动上，而宁愿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去打保龄球。从这些现象引申出去，罗伯特•帕特南提出，民主质量的好坏或民主制度的绩效，可以从公民社会的状况得到检验；如果某一个社会的民主运转出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那一定是公民社会（包括公民意识、公民组织、公民行为等，总之是公民生活）发生了变化，例如社区生活走向了衰落。在他看来，“独自打保龄”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不易确定，但后果却很明确，即公民参与的衰落^[4]。

那么，如何使基层民主（公民参与）运转起来呢？仅仅依靠经济资本是不行的，说到底，还得依靠社会资本。这就是帕特南另一本书——《使民主运转起来》所要探讨的问题。理论界对什么是社会资本有不同的看法，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在信任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5]；另一位美国学者科尔曼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责任与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规范与有效的约束，它们能限制或者鼓励某些行为^[6]；华裔学者林南从社会资源的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为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7]。不管有多少定义，社会资本都描述了一种在社会交往中不断累积的信任资源、关系资源和媒介资源。在社区中恢复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中培育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失去的信任，在社区中点燃人们在社会系统中丢失的关爱，就是在催生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一旦被催生出来，基层民主和居民自治就容易运转起来。例如，杨浦区阳明新城小区就是通过长期积累的优质社会资本而成功解决了老旧电梯改造问题。小区民主议事机构“明声堂”、义务服务不取酬而受到尊重的业委会、活跃的小区团队以及得到自觉遵守的居民公约等将居民连接起来，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信任^[8]。

1.3关联物权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每个人都与自身生活的城市、社会和国家相关联。由此出发，社会治理应该强调一种关联化的思维方式。中国有很多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巨变，在计划向市场的大转型这一宏大语境中上演，正显示了城市的能量。但是，宏大的语境如果不能和人与人的交融相联结，那么，只能释放出冰冷的气息。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就是使居住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与城市治理、城市未来休戚相关的关联者。

同样，在社区中，物权不应被分割为专有物权与共有物权，在两者之间或之上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恰恰是关联物权的存在，才使得社区中的居民自治拥有了物权基础。改革开放引发的最为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私有产权住房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同时，“业主”称谓强化了居民的私有物权意识，切断了其与社区的关联。实际上，居民不仅是家业、住房的主人，更应是私有物之外社区一草一木的守护者；楼道空间、水电及燃气管线、承重墙等都是与每一个住户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关联物”。恰恰是关联物权，将一个个原子化了的社区居民联结在一起。可以说，关联物权是居民自治得以实现、不断巩固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

对此，社区参与行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宋庆华有着深刻的认识，她提出的“如何通过妥协达成共识”的思维方法暗含了关联物权的理念。她认为，应摒弃“谁战胜谁”“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概念，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想法、提出问题和为解决问题作贡献，因为这些意见都是在为共同体的利益着想，只是最后的决策需要大家参与和表决。学会通过妥协达成共识特别重要。在社区公共议题的处理中，形成多数人的决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一个多数人赞成的决定

侵害少数人的利益，难的是如何让一个多数人赞成的决定不因少数人的反对而无法执行（结果其实就是少数人决定了“不执行多数人的决定”），难的是如何调整人们只看到“利益敌对方”的缺点而忽视其优点的心态^[9]。

实际上，关联物权有着严密的法律基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一种形态，指的是权利人即业主对于一栋建筑物中自己专有部分的单独所有权、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管理权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平常所说的业主并不是孤立、相互隔绝的住宅和经营性用房的绝对主宰者，而是指拥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并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设施拥有公共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特定权利主体^[10]。《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章强调了相邻关系，这实际上是对关联物权的一种法律阐释。从相关条款中我们可以引申出相邻采光权、相邻环保权、相邻通风权等表达关联物权的概念。只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关键概念并没有在社区领域得到拓展和普及，使得绝对的私有物权观念抑制了社区中公共观念的产生与扩展。上海新渔东路舜元知雅园小区因地下车位出租引发的开发商（物业）与业主间的冲突，即源于社区中关联物权观念的淡薄。尽管地下车位属于开发商的私有物权，但它既然存在于社区之内，就与居民的生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了。如果开发商出租地下车位的决定是在与居民进行了充分的协商之后作出的，那么，这样的冲突或许可以避免。对此，我们高度赞同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相关工作人员的评判：业主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允许小区内的地下车库对外经营，确实可能给小区带来安全隐患等问题，小区业主可以通过业委会来表达意见。作为地下车库的业主，开发商和其他业主一样，须遵从业主委员会制定的相关规定，并不是说开发商是业主就什么权利都有。这就好比楼下的业主要敲碎承重墙，楼上的业主当然有权表示反对^[11]。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观点恰好体现了我们倡导的“关联物权”的理念。可以说，没有关联物权或共有物权的观念，社区治理的优化是很难实现的。经济学的很多原理（成本—收益分析、规模效应等）并不适用于社区治理。

可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念的更新，居民的关联物权意识已经开始“生长”出来。明显的例证就是楼组自治的出现，体现关联物权属性的楼道空间催生了楼组自治。在我们调研的以楼组自治见长的社区，那里的楼道空间已经与家庭私有空间连为一体，楼组中的各个家庭亲如一家，大门紧闭、不相往来、形同陌路的局面已经结束，关联物权意识催生了自治的发展。

 1.4内生权利与积极义务

古人认为治理国家依靠三种元素：天理、国法、人情。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即近乎天理，依靠法律化解社区中严重的产权性冲突即近乎国法，依靠调解处理邻里社区中的邻里冲突即近乎人情。有些权利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有些义务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例如，居住在同一个社区中，居民既有针对社区公共安全进行主动议事的权利，也有对环境卫生进行评议的权利，还有对物业管理费和维修基金使用情况的知情权。这样的内生权利和积极义务恰好是居民自治的基础所在。

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主要有两个：一是居住权；二是房产权。居住权是居委会的权利来源，房产权是业委会的权利来源。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是从居住权和房产权中衍生出来的。

居住权是居民委员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涉及公民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公共参与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源于居民在特定城市空间中的居住权益。业主委员会的生成基础是业主对住宅房产的所有权，它是伴随住宅商品化而出现的一种新兴权益性组织，由全体业主通过参与业主大会，采取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并接受业主的委托，代表小区的全体业主对物业进行自主管理，拥有对物业区域内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决定权^[12]。事实上，由居住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与由房产权衍生出来的治理空间和治理机制，既有交叉，又相互分离。过分强调两者的相同性，会将群众工作和物业工作、社群性活动与经济性活动混为一谈；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性，会导致居委会和业委会的对立，不利于社区善治的形成。所以，我们把居住权和房产权都视为支撑居民自治的内生权利。与之相适应的，居委会和业委会既担负着塑造不同形态的公共生活的任务，也承担着相互协作、共塑社区内部良性治理结构的责任。

由内生权利衍生出来的义务应是积极义务。例如，社区中的居民有守护社区公共财产的义务、有缴纳物业管理费的义务、有邻里之间相互尊重和相互体谅的义务、有维护社区公共环境的义务、有保障社区公共安全的义务等。这些都是基于人的社群性、关联物权而衍生出来的积极义务。义务内容的扩充和义务道德属性的强化，会催生更高水平的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内生权利与积极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管理同时也意味着对公共规则的遵从和尊重。

2、通过社区拯救城市

城市是人造的文明，城市也是人造的空间，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人的意志和愿望。但是，人类不能在城市空间中恣意妄为。城市治理有其不可逾越的底线，这道底线就是居住空间的良治。

美国社区生活的变迁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过去的两百年里，美国社区生活经历了重大变迁，小城镇曾是美国传统社会中如此重要的部分，而今却已成往事。这主要表现为：①交往活动和人际关系日益支离破碎；②社区组织和设置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科层化，同时，多面向全国，有效摆脱了当地社区的控制；③以前由家庭发挥的功能，或由志愿者在家庭之外发挥的功能，现在逐渐由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接替了；④大大小小的社区联系越来越紧密，城镇和城市正如家庭一样，不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接管了地方政府的许多职能。结果，地方社区受制于越来越强大的来自联邦和州的控制力；⑤社区之间的文化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来自纽约和好莱坞的看法，在小城镇和乡村社会的文化中越来越起到一种主导作用。大众媒介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传媒由大城市生产出来，并把那些典型的、属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传达给社会^[13]。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邻里运动”似乎并没有在美国社会的演进中得以传递和巩固。《在逃：一个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一书即印证了“邻里运动”的终结及黑人社区令人窒息的幻灭感。作者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没有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害怕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状态，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有社会学者提出，爱丽丝这篇研究揭示出美国社会治理中一个重大的失败之处：花费大量财力、人力去监控、拘捕，而不是帮助黑人走出困境，造成“种族隔离感”越来越深^[14]。这些现象反映了民众、族群、社区间的令人担忧的分裂。

鉴于此，我国的党和政府将居民自治和社区治理纳入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重新审视。居民自治是提升社区治理质量、创造社区优质生活的润滑剂和黏合剂。同样，居民自治也是消除社会等级符号、促进社会联结和融合的催化剂。良好的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长互为促进。社区公共空间不仅是自由进入的物理空间，更是平等交流的商谈空间。社区公共空间是陌生人社区向熟人社区转变的空间安排，是居住区转型为社区的基础性要件，也是让社区集体行动得以实现的社会建构。有的社区中可供居民自由散步、亲子活动、邻里互动、健身娱乐等具有家园感的公共空间不足，甚至严重缺损，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较明显的短板。现有的城市规划往往重市政、轻社区，社区规划基本上交给开发商，开发商则以利益为主导而非以社会治理为主导，无视社会阶层和谐融合及建筑空间的教化功能^[15]。同时，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最终目的不是搞活动，而是在社区公共活动中打开社区的公共空间，让居民自由、平等地进入这一空间。居民自治的最大魅力在于把居民拉回到一个平等、温情的公共空间中，使其感受到别具一格的“社区人”的尊严。这样的居民自治为城市生命注入了稳定与发展的能量，充分稀释了城市孕育的怨恨和隔绝，构建了弥补商业系统之冷酷的温暖空间，社区的温度高低是衡量城市生命力旺盛与否的重要标志。

3、社区中国的目标维度

3.1安全、卫生社区

安全、卫生应该是社区治理的第一要求。这是针对社区秩序而言的。

社区安全是整个社会公共安全的根基。在城市中，几乎百分之九十的案件发生于社区。据调查，社区安全几乎是欧美国家关注的头号问题。在美国人所关注的问题中，不安全感处于首位。法国则用“城市暴力”概念来反映城市共同生活的失败，所涉及的事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为实现城市安全，法国设置了社区警察、司法与法律之家、地方治安处理小组等；美国和英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根据不同的传统和价值观，每个国家在社会层次上选择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分类、排斥、歧视、惩罚、处理和融合；不同的选择也造就了不同的安全治理景观^[16]。中国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建设安全社区的努力，安全社会是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安全是社区的第一需要。一个不安全的社区，是居民最不愿看到的。正如马斯洛的层次理论所表明的，安全需要仅次于生理需要，具有基础性地位。所以，我们把安全作为评价居民自治效能的第一标准。

卫生社区是评判社区治理好坏最为直观的标准。试想一下，一个垃圾遍地、楼道堆物、臭气熏天的社区是一个治理优良的社区吗？社区的洁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区的良治，但是，社区肮脏的环境肯定是社区治理低劣的直观反映。居民没有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这个社区与居民是不相关的。肮脏的环境直接导致了居民自治和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程度的低下。我们发现，引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动居民自治发展的两大直接动因就是对安全和卫生的渴求。正是这一原因，使安全和卫生成为评判文明城区的重要标准。

3.2友善社区

友善社区是针对态度而言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居委会书记、主任，走在社区中时，与居民几乎百分之百相识，见面互相问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像在陌生人社区中，虽住同一个小区却基本上形同路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往往是对现代社区的描述，这种现象在很多社区屡见不鲜。居民自治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居民之间的交往鸿沟，使自治确立在熟人社区的基础之上。所以，我们特别关注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度，把构建熟人社区视为迈向良治的第一步。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密度是通过见面时的问候、居委会干部与居民的熟悉程度、邻里之间的交往频率等多项指标来体现的。所以，我们把友善社区作为衡量居民自治效能的重要标准。

3.3互助社区

互助社区是针对行动而言的。一个友善的社区不一定有互助，互助是中华传统美德。调查发现，互助是中国社区温度的体温计。很多社区建立了家庭之间的互助项目、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互助项目、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互助项目、赋闲老人与年轻父母之间的互助项目（如社区中的老人帮助在职年轻父母接送读书的小孩等）。互助是爱的资源的释放，丧失了以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也是不牢靠的。很多远离父母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往往都有这样的烦恼：周末夫妻双方要加班，小孩放在哪里好？陌生的城市啊，何处求取一点温暖？可以说，互助的社区即是温暖的避风港湾。

3.4公益社区

公益社区是针对人格而言的。致力于推动社区公益的社群领袖对于公益社区的构建特别重要。互助社区不一定是一个公益社区。互助是家庭间、群体间的慷慨行为。但如果一个项目能够惠及社区中的大多数人，可以说就成为一个公益社区。如社区义卖、社区公益基金，就是实现公益社区的重要途径。在居民自治的框架和逻辑中，通过居委会、社区自组织等主体开展资源整合和资源开发，以形成维持和发展社区公益的格局，对于居民自治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构建公益社区的过程也是积累社会资本、提升社区温度、提高精神密度的过程。如著名的社会组织“爱有戏”组织的社区义仓、义坊、义集等活动，实际上也是在挖掘中国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以重铸中国社区的精神气质。公益社区的最大亮点就在于集集体行动和社区公益于一身。

3.5良治社区

良治社区是针对治理结构而言的。如果说社区社会关系的重建、社区助人自助、社区经济潜力的开发分别是社会学者、社会工作者、经济学者更为关注的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学者，我们则更聚焦于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建和完善。不同城市的社区可能有着不同的治理结构。“惠及于民”是社区治理的宗旨，任何有利于社区和谐、社区稳定、社区认同的项目都可以尝试。武汉百步亭的区域化自治、上海的自治家园、杭州的物业自治、成都的院落自治等，都是完善治理结构、构建良治社区的有益探索。能否达至社区的良治，关键要看以下两点：①能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涉及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逻辑转换。②能否有效处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立处理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之间关系的规则；二是构建处理公共议题和重大议题的制度；三是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政治优势，动员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四是通过社区自组织的力量，构建最为广泛的涉及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议题发现、制度选择等重要问题的居民参与平台和参与路径。

4、结语

滕尼斯说：“依此种积极关系而存在的社会群体，被想象为作为一种统一的生命实体而向内和向外运转，以某一集合术语如联盟、同志群体或协会而为人所知。关系本身及源于它的社会纽带，可能被视为拥有真实而有机的生命，此即‘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视为存在于思想中的纯粹的机械建构，即我们所称的‘社会’。”^[17]由此可知，滕尼斯更为关注的是一种积极关系，且有机的共同体与机械建构的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此外，对生活中的消极面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认识矛盾之处，实现对立双方的统一。比如社群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消除特定性社会资本的负面作用^[18]、化解关联密度分布不均的消极影响，以及积极义务的有效履行，以更好地夯实社区作为拯救城市的一道底线的重要地位，打造好安全、卫生、友善、互助、公益、良治社区的善治阶梯。

  “Community China”: its Principles, Roles and Goals

 LIU Jianjun    WANG Weibin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long and circuitous growth, namely, from rural China, unit China to community China.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has lasted nearly forty years, which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rediscovering society, but also a process of rediscovering community. Community value, social capital, associated real rights, natural rights and positive obligation have made up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mmunity China. The community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in saving the city. The objectives of community China have several dimensions with ladder-like development, which means building a safe, healthy, friendly and wisely governed community where people can help each other and benefit the public.

Keywords:community China, principles, roles,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