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姜锐瑞|城市的本体、生长与规划——芒福德与雅各布斯核心思想比较评析

城市的本体、生长与规划——芒福德与雅各布斯核心思想比较评析

刘建军  姜锐瑞¹

原载于《理论界》2018年第5期

摘  要：芒福德和雅各布斯是20世纪城市规划领域两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都主张从人的尺度来开展城市规划工作。对两者核心思想的解读，不能仅限于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与《城市发展史》两部著作的比较，而应当综合两者生前的一系列著作，对他们在城市本体、城市生长机制以及城市规划逻辑等方面进行评析。在上述方面评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被当作平衡全球化与地方化战略工具的背景下，双方思想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局限。进而我们会对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区域规划重点以及城市规划所面临的时代性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区域和城市规划；刘易斯·芒福德；简·雅各布斯

在城市规划领域，刘易斯·芒福德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规划大师，简·雅各布斯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规划和新城市主义的始祖。两人的论争，已是学术界的一段公案。由于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一书中，对芒福德所信奉的霍华德“田园城市”规划思想以及芒福德本人的抨击，是双方争论的起源，因此，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死与生》常被拿来与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进行比较。然而，因为这两本著作在论述的时间跨度与领域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样的比较是不对称的。其实，在《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之后，雅各布斯著述甚多，对其城市理论与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拓宽与论证。这些著作延续了雅各布斯精于观察的传统，从多学科视角，对其“城市是经济活力与创新的源泉”的核心观点予以了充分的论证与支持。因此，我们不能仅通过《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一书，就断定相对于芒福德，雅各布斯的视域不够宽广、思想不够深邃。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将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与雅各布斯的一系列相关著作并置齐观，这样才能做到对两者的城市思想的整体进行公允客观的评析。也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两者城市思想当中互补的成分，为当今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提供更好的借鉴。

在笔者看来，双方城市规划思想核心观点上的差异在于对城市生长机制的不同理解，而对城市生长机制的不同理解则来源于对城市本体的不同认识。双方对其核心观点的坚持，导致了其在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进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于当今中国城市规划实践而言，本文对芒福德和雅各布斯思想进行评述的意义，除了在于能够厘清核心观点上的差异之外，还在于进一步触发对城市和区域规划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实体还是网络：城市本体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于洋博士的《亦敌亦友：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的私人交往与思想交锋》一文指出芒福德和雅各布斯所面对都是由于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城市病”问题。^[1]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基于唯理主义规划理论的美国联邦公共政策与规划实践，无视具体地点、环境和人文背景，牺牲了人们实际生活功能和心理需要，造成美国城市的“空心化”、“郊区化”趋向叠加显现，市中心普遍衰落、社会排斥、种族隔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拥堵等问题突出。这使得以芒福德和雅各布斯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共同对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唯理主义规划理论进行了最为猛烈的批判。于洋认为，两者争执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两者所秉承的两种不同的规划观念：芒福德是区域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而雅各布斯则是渐进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2]然而，认识论与方法论只是反映两者核心思想的一面镜子。要想更加真切地透视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城市思想核心，还需要在本体论维度上的研究。也就是说，在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眼中，城市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1．雅各布斯：城市是网络

城市分析往往有三个空间层级：街区、城市整体、城市区域。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一书对这三个层级均有论述。但对于《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一书的诟病，往往会指向它“注重大城市内部的有机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与周边环境的联系”。^[3]然而，雅各布斯此后的两部著作《城市经济》（1969）和《城市与国家财富》（1984），则在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区域这两个层面予以了补充。在《城市经济》一书中，雅各布斯提出城市网络形成依靠的是由出口与进口替代形成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向乡村转移了劳动、经济、多样性、创新和活力。因而城市不仅是“文化的发祥地，聚集着大量负责的思想和制度（即文明）”，而且还是“经济的主要发祥地”。^[4]在《城市与国家财富》一书中，雅各布斯则论述了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之间实现区域共融发展的条件在于市场、工作、技术、企业迁移与资本等五种力量的平衡配置。^[5]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进口替代型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虽然雅各布斯说过“对于城市而言，过程是本质的东西”，^[6]但她同样指出过城市不可能脱离其他城市而独自发展。^[7]因此，对于雅各布斯而言，城市是由多个纵横交错的网络构成的复杂有机体，这一复杂有机体不仅表现于由街道网所构成的城市神经网络、城市与腹地构成的纵向等级结构，而且还体现于各个层级城市之间的横向网络。城市之所以能够在经济上自足，并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人类聚居点（如村落、乡镇等），正是得益于这种自发形成的城市与城市间网络。

2．芒福德：城市是磁性容器

与雅各布斯在空间上将城市看作是网络不同，芒福德则深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心地理论范式的影响，认为在城市与区域之间存在着一种树形纵向结构。他把城市看作一种实体，即具有磁性引力的容器。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是礼仪性的汇聚地点，^[8]在农业革命以后，城市在有限的地域内吸引和集中了原来自发、分散的各种社会功能和资源，形成了一种“由密闭的城墙严格的封围形式所强制形成的”^[9]复合体。这种复合体起到了保存、孕育、传承和提升人类文化的容器作用。虽然芒福德认为理想未来城市应当是具有网络形态的城市（即“区域城市”、“无形城市”、“城市星座”等），但这种城市形态却是需要通过人为的调节而形成的。同时，他还认为即使是在技术充分发展的现代，城市依然发挥着最后容器^[10]的作用。因此，芒福德眼中的理想未来城市依然还是一种容器，只不过容器变得更薄、磁性变得更强而已。

简言之，对于芒福德而言，城市是一种混合了磁极与容器功能的空间实体，而对于雅各布斯而言，城市本身就是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网络。

二、集聚还是辐射：城市如何生长？

对于城市本体的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反映和影响了对城市生长机制的不同理解，由此又导致了对城市病诊断和处方的不同。芒福德认为城市生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聚的过程，而雅各布斯则认为城市生长是一个网络辐射过程。芒福德认为由于集聚而造成城市规模增长，需要人为理性加以调节和疏散，而雅各布斯却认为城市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关系，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会使城市机体进行自发的调节，因此，不需要对城市施加人为的限制。

1．芒福德：需要调节的集聚增长

芒福德对于城市本体是容器的认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他认为城市的形成与生长是一个集聚过程。城市的活力来源不在于城市本身，而来源于乡村、郊区、小镇与自然。无论是磁极还是容器，城市的作用是“将各种新兴力量聚拢在一起，强化它们之间的作用，从而使总的成就提高到新水平”。^[11]然而这种聚合，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符合理性原则。芒福德指出“无论城市的物质形式或是它的社会生活，自形成城市的集聚过程开始之初，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违背理性原则的、不可思议的战争目的中形成的”。^[12]

正是由于城市这种内在非理性的、自我毁灭的倾向，使得芒福德对城市集聚与规模扩张保持着警惕。对于芒福德而言，城市扩张与特大城市形成，来源于人类控制他人、支配环境的企图和欲望，这种企图和欲望需要通过理性加以平抑。他指出，城市的规模存在着极限，而人类社会的危险在于忽视或取消这种固有的限制，因此，对“城市的进程、功能和目的”要进行人为的调整，将城市人口“重新分布到有利于双向相互交流的城镇中去”，从而构建一种有利于城市间合作、区别于以往容器形式的“无形城市”。^[13]这也正是霍华德主张有机疏散“田园城市”理论中对理想城市形态的描述。由此可见，集聚既是芒福德对于城市生长机制的理解，也是芒福德对于城市危机的诊断，而他开出的药方则是通过有计划的疏散来对城市的规模加以限制与调节。

2．雅各布斯：自我调节的网络扩散

虽然雅各布斯曾经在《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中指出多样性的集中是大城市活力的来源，但是雅各布斯很明显地认为这种多样性的集中并非来源于外界，而是来源于城市的内在过程。雅各布斯指出城市从其起源，就具备网络的形态与功能。区别于其他类型的人类聚居点，城市的独有特征是具有特殊传播功能。对于雅各布斯来说，城市、科学以及许多文明的产物都是具有自我驱动和更新机制的，自身便是其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14]在城市生长的过程中，城市不仅是自身创新与多样性的源泉，而且还把创新与多样性输送到其环境之中，使整个区域受益，这正得益于城市的网络扩散功能。

正是由于强调城市网络扩散作用，雅各布斯认为大城市的规模超限和人口拥挤问题可以自发调节的，无需人为施加限制与规划。她认为促成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认为分工与效率仅是城市经济繁荣的表象，真正产生城市活力的是城市独有的“在旧工作的基础上创造新工作的过程”。^[15]在这个过程之上，“城市的出口和一些以支持出口为目地的地方产品和服务共同创造了经济上的往复式系统”，^[16]不断推动着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推陈出新。城市危机的产生，不是因为城市的规模或过度多样性，而是由于城市自我调节所需要的反馈控制系统被外界干预所破坏，以及国家对城市所施加的不适当的公共政策的问题所造成的。^[17]缺少了城市向农村的工作、产业和资金的转移，旧的农村劳动难以发展为新的农村劳动，乡村与区域难免会陷入停滞的状态。因此，无论从城市自身出发，还是从整个区域出发，当务之急是要保持城市多样性与活力，而不是对其施加人为限制。

三、有机与有序：城市规划的逻辑是什么？

回到芒福德与雅各布斯争论的焦点——城市规划理论上。芒福德主张城市规划应当对大城市进行有机的疏散，以避免城市自身的毁灭倾向，而雅各布斯则认为城市规划只应消极控制，重点是要保护和恢复城市自有的多样性和活力。应当说，他们在城市规划逻辑上的差异，正是他们在城市规划观点上产生矛盾的直接原因，而对于城市本体和生长机制认识上的差异又是双方在城市规划逻辑上产生冲突的原因。

1．芒福德：主张疏散的有机规划

虽然芒福德以一个区域规划大师的身份著称于世，但贯穿于芒福德城市规划思想的逻辑是有机规划。芒福德主张通过理性规划，疏导与平抑城市无限度生长与蔓延对区域活力的破坏。但是这种理性规划在逻辑上不同于主张预先设定目标与蓝图设计的现代主义规划，而是一种“随机而遇”的有机规划。^[18]芒福德在规划理论上非常推崇阿尔伯蒂的思想，认为《论建筑》一书系统地反映了有机规划的基本理论。在历史与现实中，芒福德则认为荷兰阿姆斯特丹是有机规划的典范，是“城市规划师最伟大的艺术样板之一”。^[19]他指出，阿姆斯特丹的三条运河规划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贯彻了有机规划的逻辑，在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中，把“汇水区委员会”、规划师以及负责规划实施的私人企业主等整合成为一个连贯合作的整体。

然而，对于有机规划的理解，不能只偏重于“随机而遇”，而忽视了芒福德对于有机秩序的强调。芒福德虽然不主张预先设定目标，但对于城市却存在着自己希望的空间形态。这个空间形态在理论上扎根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在历史上则体现于希腊城邦和中世纪城镇。对于芒福德而言，这些城市理性克制、规模适当、和谐均衡。因此，对于芒福德来说，有机规划的重点，不是在大城市内部找到可以“随机而遇”的有利条件，而是把“罪恶之源”的大城市进行功能性疏散。也就是说，要通过一个适度规模、协调共生的城镇群体来取代特大城市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每个城市都安于成为更大体系当中的一员。

2．雅各布斯：避免干预的消极控制

雅各布斯所注重的不是外在于空间形态的有机秩序，而是建构于有序复杂性之上的内在秩序。有序复杂性可以说是一种隐藏于表面无序之下有序。在具有多样性与活力的城市景观中，有序复杂性体现于由时间线索贯通起来的“街道芭蕾”。^[20]她更进一步指出“陌生人”与“流动”，是城市区别于城镇的典型社会特征。一个城市的整体性就表现在把有共同兴趣的人聚拢到一起，这是城市最大的可用资源之一。形成这种资源的机制是“一些人的活动吸引另外一些人”，由此产生“既有行人也有观看者”的具有活力的街道网络。^[21]因此，对于雅各布斯来说，城市未必是一个有着终极目的与形态的有机体，但却是一个可以通过“游荡”和“观览”进行个体化和地方化阅读的文本。

对于个体化和地方化的强调，使得雅各布斯更加主张市场调节下的、“由点到面”的规划行为。较之芒福德，雅各布斯更彻底地拒斥那种蓝图性的理性规划，而把规划看作是一种不断试错、反馈与校正的渐进过程。在雅各布斯的心目中，规划的作用不应当是疏散城市的功能，而应当是保护城市的多样性与交叉用途；负责规划的机构不应该是垂直形式的规划委员会，而应该是横向性城市行政机构；城市生活的细节永远要比所谓先进的规划理论和原则重要等等。她强调，芒福德以及田园城市理论所主张的功能分区，反而产生了人群的分隔，以及对人的标签化，而表面上和谐、均衡的功能规划，实际是造成对立的社区“孤岛”、城市解体和丧失活力的根本原因。^[22]所有这些都体现出消极控制的规划逻辑。而这种规划逻辑又建立在对城市有序复杂性内在秩序的理解与想象之上。

四、空间与场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困境

如果说与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展开论争的那个年代相比，当今世界的城市体系有什么显著特征的话，那么最为重要的应该就是全球化。由于全球化进程几乎将当今所有城市与区域卷入，规划被当作“平衡全球化和地方化压力”的战略工具，其目的被进一步界定为“寻求经济效率、社会福利和环境可持续发展三项目标的平衡”。^[23]在此背景下，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城市理论与思想对于城市本体和生长机制认识上的差异进一步凸显，在对现实的解释中也遇到了不同的问题。

1．芒福德：全球化中的空间困境

在解释当今城市演进过程中，芒福德理论所遇到的直接问题，便是在位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两个城市（纽约、伦敦）之中所进行的“再中心化”进程。在田园城市理论里，首先把城市当作一个宜人居住的容器。居住并非吸引人们来到城市的首要原因，有活力的城市经济和生活才是吸引人们的磁极。容器的结构可以相对稳定，城市人口却在不断流动。而城市经济和生活的活力，尤其需要雅各布斯所倡导的城市空间多样性和交叉用途。以伦敦为例，在上世纪40-80年代英国新城镇规划实施期间，伦敦内城的衰败和失衡问题不断加剧，而因有计划疏散而建造的新城，则由于缺乏多样性和交叉用途，居民和就业增长缓慢，继而产生了人口回流市中心的趋势，因此，在全球化竞争的推动下，重聚人口和产业的伦敦复兴计划，已成为规划界共识。^[24]根据2017年伦敦市政府所拟定的《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从2017年到2041年，伦敦人口计划从890万增长到1080万，每年平均增加4.9万个就业岗位，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要实现城市社区空间的紧凑型混合用途。^[25]

其次，在全球化所造成的城市间联系日益密切时，一个追求内向均衡发展的理论所面临更大的挑战，还在于解释城市的发展为什么不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有反复和突变的过程。芒福德虽然将乡村作为城市的原初活力之一，但在结构上却把乡村和区域作为城市的附属品，以至于过于强调城市扩张的单向作用，而没有考虑存在于城市网络的非线性往复交互机制（出口＋进口替代过程）。按照雅各布斯的分析，正是这个机制内在规定了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涨落的过程。^[26]

最后，芒福德虽然注意到了世界城市的文化功能，但忽视了非正式网络与过程在形成与培育城市文化中的作用。虽然芒福德注意到了存在于城市间的差异，但他却忽视了这种差异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还建构了城市居民的经历与生活”。^[27]全球文化的传播往往增加的是城市文化内部差异性，而非一致性。对于由各类异质化人群组成的大城市社区，形成有意义的文化与认同的基础在于信任的培育。而信任的培育，更加需要如雅各布斯所说的由点滴微小行为构成的非正式网络与过程，从而使社区在隐私保护和促进交往互助之间取得平衡。由于缺少对城市信任机制和微观过程的论述，芒福德的理论往往停留于宏大叙事的层次，而缺乏现实中的可操作性。

2．雅各布斯：自组织的场所迷思

聚焦于微观和中观过程的雅各布斯，很好地避免了芒福德在宏大叙事中所遇到的局限。雅各布斯的独特贡献在于发现了城市进行经济创新与扩张的机制，这种机制与城市内外的网络外部性有密切的关联。在《城市经济》一书中，雅各布斯指出进口替代是将位于枢纽的微小运动（即城市内部的外部性） 与经济生活的巨轮（即城市之间的外部性） 组合起来的过程；历史上西方国家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文化繁荣，乃是由于在其区域内集聚着一大批进口替代型城市。^[28]应当说，雅各布斯的理论发现了列斐伏尔所说的资本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空间继而实现差异化空间的城市经济运转机制，为解释世界城市体系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崛起提供了依据。她的发展与效率存在冲突，^[29]以及强调多样化、重复性对于促进城市创新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等主张，在以知识经济和生产服务业为主的大城市中有着积极的应用价值，同时也能够较好地解释发生于世界城市体系中一些核心城市之中的“再中心化”过程。她所持有的通过增加城市空间多样化和交叉用途，从而保存和恢复存在于城市日常流动的自组织网络和信任资源的观点，也对以异质化的陌生人群为主的大城市文化与认同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澳大利亚城市文化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所说，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死与生》一书中所描绘的错综复杂的街边芭蕾，“是对异质性的一次大展示”，正说明了城市的高密度和异质性，都可以转化为促进社区发展的资源。^[30]

然而，雅各布斯在强调各种城市内外网络自我运转特性的同时，却存在着将城市自身当作是封闭场所的危险。首先，雅各布斯忽视了运行于城市网络之上的更为宏观的过程。比如在对欧洲中世纪城市群进行历史叙事中，雅各布斯只讲了威尼斯的兴起，却对威尼斯的衰落只字不提。为什么产生爆炸性增长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长期繁荣的城市国家——威尼斯，却发生于后起之秀的民族国家——英国，这显然不是依靠城市网络运转机制自身能够解释的。实际上，城市依然受到宏观政治经济过程的影响。当今位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核心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等），同时也是位于世界体系核心国家中的首要城市。

其次，在中观层次上，雅各布斯在对城市演变过程的论述中，把国家物化和静态化了。随着全球化进程穿透了民族国家容器的边界，民族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在转型，空间形态也在重构。一方面国家权力发生了向上和向下迁移，因此，“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国家”，^[31]在城市中的国家治理职能正在从消费性角色向竞争性角色转化。另一方面国家空间形态正在发生重构。一是地域重组，地域不再被看作是封装政治关系的预先设定的平台，而是演变中的多尺度的制度形态；二是边界再构，边界不再被看作是排他性标定国家主权的界线，而是被理解为多面向的符号性、象征性和政治经济措施，国家权力因此被接合和争夺；三是尺度重组，国家权力的尺度组织不再被认为是长期固定的背景结构，而是被看作一种建构性的和论争性的结构，因而也是政治经济过程的一个可延展的维度。^[32]因此，全球化在重构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同时，也在重构着国家。

再次，在微观层次上，雅各布斯过于迷信街道网络的自发秩序，把城市中的社区当作公权力不能介入的禁区。雅各布斯一方面认为城市社区是不自足的、需要对城市整体开放，另外一方面却拒绝任何外在干预，认为街道构成的城市网络就能起到维系自我运转的作用。这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缺少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耗散结构，极易在能量耗尽后走向停滞。不自足的城市社区也极易受到外在力量（如市场与资本）的影响，需要其他力量的平衡。

雅各布斯极力反对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认为应当依靠市场自发秩序和社区自组织机制去进行“去贫民区化”过程。但是正如美国作家亚当·戈普尼克所观察到的，在市场压力之下，即使是保持高密度、开放街区以及不同年代建筑的社区，依然免除不了多样性衰减的命运。^[33]此外，对于“去贫民区化”将导致“下层住宅高档化”(Gentrification)的批评一直未绝于耳。“下层住宅高档化”在吸引高收入人口的同时，会对难以负担房租的低收入人口形成挤出效应，其极端情形乃是社区封闭和社会种族隔离。根据纽约大学弗曼中心报告，在纽约“下层住宅高档化”的社区内可负担房租的住宅单位比例从2000年的77.2%下降到了2014年的不到一半，黑人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7.9%下降到了30.9%。^[34]这正说明，在缺少干预的情况下，存在于城市和社区的各种自发秩序和自组织机制未必能够和谐共容。城市微观层次活力和多样性的培养与保持，一样需要公共权力的介入。

最后，雅各布斯城市思想在本土性与超历史视角之间产生了冲突。虽然她注意到了大城市 (city)与城镇 (town)之间的区别，但却试图以一种超历史的眼光考察现代城市，忽略了现代性与前现代性的差异。如吉登斯所说，相比于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当代城市是按照一套根本不同的原则组织起来的。^[35]固然，过程性和网络特性是城市的固有特征，但在过程之中和网络之上所运作的内容已发生改变。一味强调“本土”和“偶然”等规划设计元素，不顾实际地坚持新旧建筑风格的混合，往往是后现代主义规划在现实中成为“浅薄而单调的各种风格大杂烩”^[36]的原因。

五、结论与启示

回顾20世纪城市规划思想史，芒福德与雅各布斯发生论战的60-70年代，是一次重大转型期。最为明显的体现，就是从《雅典宪章》到《马丘比丘宪章》的转变。如张京祥所说，这两部宪章之间的差异，蕴含着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从理性主义到社会文化主义、从空间功能分解到系统整合思维、从终极静态思维观向过程循环思维观、从精英规划观到公众规划观的转变趋势。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城市空间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消费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城市规划不只是一门营造物质空间环境的技术或科学，其本质是以实现特定物质和文化价值为指向的政治过程的一部分。^[37]芒福德和雅各布斯都在推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The Ontology, Growth and Planning of City ——The Comparative Review on the core thoughts of Lewis Mumford and Jane Jacobs

Liu Jianjun，Jiang Ruirui

Abstract: Lewis Mumford and Jane Jacobs are two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s city planning, who both advocate carrying out city planning on the basis of human being’s scale. Where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thought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and The City in History but ha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hole sets of their scholarly works, so as to enable the systematic evaluation on the ontology, growth mechanism, and planning logic of cities. On the basis of that, we can reveal tha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in which city planning is being used as the strategic tool to balance the pressure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eir thoughts shall be faced with some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Thereof, we could acquire in-depth cognition of the essence of the city planning in the present China, the emphasis on the regional planning, and the temporal problems up against the city planning.

Key words: city planning, region planning, Lewis Mumford, Jane Jaco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