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静峰、刘建军|从生活社区到文化社区—中国社区建设的文化维度

从生活社区到文化社区—中国社区建设的文化维度¹

严静峰   刘建军

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社区成为整合从单位制中散落出来的“社会人”的最重要空间。当代中国的社区不仅是生活社区，更应该是文化社区。当代中国社区文化基因的逻辑既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也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而是基于物物联结和人人联结基础上的关联主义。社区正是在关联中传承文化传统、开发文化资源、优化文化服务。文化社区是推进中国社区建设的未来方向， 在社区中确立文化自信，筑造中国精神的坚固基石，是一项铸造中华民族灵魂的工程。

关键词：生活社区；文化社区；社区建设；文化自信

 “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种密切相关并经常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它不单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1]自古至今，城市承载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功能，另一方面，文化传承与创新也增强了现代城市的竞争力、提高了现代城市的品质和软实力。单位制解体之后，传统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而散落的、流动的社会人群最终必然归落于社区，成为“社区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社区生活，社区已经成为中国城市治理的最基本单位。长期以来，社区建设主要着力于生活社区的打造：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维护干净卫生整洁的居住环境，提供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构建互助自治的温度社区等。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社区建设，提高了基层治理水平。但同时，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我国不仅要实现经济层面的增长，更要注重文化层面的提升。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社区作为现代城市最基层、最主要的社会空间，遗传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传承文化传统、蕴藏文化资源、提供文化服务最重要阵地。只有在社区中推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确立文化自信，才能筑造中国精神的坚固基石。

一、关联主义：当代中国社区的文化基因

西方社区文化基因的内核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无论这些传统之间有什么差异，也无论这些传统因此而对个人主义产生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有些东西却是它们所共有的，而且是美国文化特质中带根本性的东西。”^[2]自从文艺复兴开始，个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个性、欲望、自由得到尊重，启蒙运动为其注入了理性主义精神，并逐渐成为现代的“理性人”。理性的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社区文化的内核。第一，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追求自己独特的个性与自由。第二，在较为完备的法治条件下，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主要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理性的法律是确立居民权利、解决居民矛盾、规范居民行为的最根本规则。第三，个人的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包括独立的空间占有权。例如，家庭成为非常私密和排他的空间，其他人未经允许不能随意进入。第四，在有些国家（如美国）这种独立性还表现在家庭成员的独立性，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在个人主义精神的影响下也逐渐松懈。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保障了西方社区居民的独立与自由，同时也导致社会和社区的原子化、碎片化和冷漠化。托克维尔就曾认为，个人主义“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久而久之，……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3]而法国当代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塞尔·格歇 (Marcel Gaucher)认为，“进入2000年以后，他看到了西方社会的个人权利的全面胜利，乃至泛滥成灾，而与此同时，集体的地位、国家的权威如同日食，在慢慢地被吞噬、消失”。当代西方的民主严重地染上了“个人主义病”。^[4]这种病也是导致现代西方社区趋于衰败和死亡的重要原因。

当代中国社区文化基因的内核是不是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集体主义呢？改革开放以前，在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城市社区里，社区居民大多来自相同单位，这种以业缘为基础的社区，的确是以集体主义为文化内核。但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单位制的解体和住房的商品化打破了以往以业缘为基础的社区居民结构，居民之间的业缘联系逐渐消失，代之以相互之间没有密切联系的日益原子化的个体，市场化的冲击使得集体主义的感召力日益衰退。

当代中国社区文化基因的内核是关联主义。关联性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单位房转向商品房之后将当代中国社区居民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纽带。“如果说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个人主义，那么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关联主义。展现关联主义的重要空间就是中国的家庭和社区这一扩大了的‘家庭’”。^[5]这种社区的关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与家庭的关联。这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关联关系，在一个家庭里面，每一个成员都是大家庭的一部分，密切相关，休戚与共。与传统社会的家庭相比，虽然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关联性松散了许多，但是在社区生活中， 它依然是最基础的关联关系。二是邻里关联。这是以相邻的居住空间为基础的关联关系，由于相邻的居住空间使得居民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关系。关联物权是这种关联性的基础。在社区中，几乎所有物权并不是截然分为公共物权和私人物权两种，而是在其两者之间有一种极为重要的物权形态，即关联物权。恰恰是因为关联物权的存在，才使得社区中的居民自治拥有了其物权基础。社区中的各种物权都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举例来说，没有三楼就没有四楼家中的承重墙就是典型的关联物权，它既是你的又不是你的。社区中的楼道、草坪、水管、煤气管道等，都是典型的关联物权。恰恰是关联物权，将一个个原子化的社区中的居民串联在一起，联结在一起。可以说，关联物权是居民自治能够得以孕生、推进和不断升级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力。^[6]《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章也有关于相邻关系的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关系涉及的事项包括：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和日照，建造、修缮建筑物，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这些相关事项成为将社区邻里之间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三是楼组关联。楼组是社区中基于共同的居住建筑物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公共空间，是社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楼组因天然的地缘优势，是与居民私人化生活空间有着极高关联性的公共空间，是居民户内家庭生活向户外社会交往的第一延伸空间，也是个人与个人、家庭与家庭最直接、最频繁的社会互动空间。因此，它最有可能成为维系现代邻里关系的黏合剂，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最微观的单元。^[7]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区文化导致西方社区无法遏制的原子化现象，“独自打保龄”现象导致社会资本的流失，也导致西方社区的衰败和死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区文化是与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的，但是，这种集体感在市场化改革的冲击下也日益变得支离破碎。而以情感和利益为基础的关联主义，则是解开当前中国传承、开发和推进社区文化的奥秘之所在。

二、文化社区：当代中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未来走向

文化是社区生活的黏合剂和基石。“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要使社区成为幸福和满足的避风港，而非不幸和愁苦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挥文化的作用进而把社区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文化使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对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以及审美问题，并能培养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使人们致力于社区发展、维护社区生活的尊严与价值。与经济、政治、工业、环境和社交所起的作用不同，文化是联系社区所有因素和成分的黏合剂。就是这种黏合剂提供凝聚力、连贯性以及更重要的背景，筑造社区发展的基础或奠基石。^[9]当代中国推进社区建设，应将生活社区提升为文化社区，充分发挥文化对于提升社区生活质量和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作用。“社区建设硬件是必要的，但软件更重要，要使社区真正成为一个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还得依靠居民的共识。……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是要建设一个基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上的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部分。”^[10]

1．社区灵魂与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具有很强的文化韧性。文化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类的现实生活，并随着人类的实践而逐渐积累下来。“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11]中华文明也正是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实践中传承和发展的，而在当代中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进入社区，社区已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最重要空间，因此，社区也必然是当代中国人传承文化传统的重要阵地。目前，全国很多社区都在社区建设实践中传承着传统文化。赋予社区以文化内涵，就是社区灵魂的再生。没有文化标识的社区宛如丧失了灵魂的肉体，是没有生机的。

首先，家园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家庭，传统的“家文化”具有三层含义：其一，“家”是一种具有治理秩序的组织，传统的家庭是一个家族里众多人共同生活的空间，没有规则和秩序的家庭是混乱的。所以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个成员通过先“修身”，然后把家庭治理好，才能进一步去治理国家。其二，“家”是一个有温度的共同体，是温情与爱的象征，它基于血缘和婚姻而构成，家庭成员之间血脉相连、亲情相依，相互关爱、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其三，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家庭治理的积极行动者，每个成员都要“修身”提高自己，然后为了家庭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发展而贡献力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上海市各个区、街道着力打造“自治家园”，杨浦区进行了“杨浦区居委会自治家园示范点”的创建活动，浦东新区以自治金项目为抓手积极推进自治家园建设，徐汇区也尝试以“社区自治家园”实践增进社区公共精神。“家园”成为居委会激活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解决社区矛盾、引导和促进社区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

其次，睦邻文化的传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远亲不如近邻”，中国自古就有睦邻文化的传统，安庆桐城的“六尺巷”就是邻里之间互相宽容和礼让的典型故事。在当代社区建设实践中，杨浦建立了以“方便居民生活，和谐邻里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并具有一定人文意义的“社区睦邻中心”，并通过“落实四个着力，推动五管齐下”^[12]，推动“睦邻中心”迈向“睦邻社区”。嘉定区建立了居民层面的“睦邻点”、社区层面的“睦邻沙龙”、街道层面的“睦邻会所”的三级管理体系，成立“睦邻文化研究会”，开设“睦邻大课堂”，举办“睦邻文化节”、“睦邻文化论坛”，推出《睦邻之歌》、睦邻徽标等一批睦邻文化标志，开展了十佳“美丽睦邻人”“学习型睦邻点”“睦邻讲师”等评选表彰活动，催生了以“向上、向和、向乐、向善、向美”和“相识、相知、相助、相亲”为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睦邻文化。睦邻点已成为“社区建设的议事园，邻里和谐的温馨园、精神慰藉的开心园、文化娱乐的快乐园、体育活动的健身园、科普教育的学习园”。目前，全国有超过六成的社区开展了睦邻文化活动。

最后，礼治文化的传承。“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礼是规制中国古代社会运行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思想对于现代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海外儒学家罗斯文 (Henry Rosemont)也曾明确说道：“社会调节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交由政府来承担。更好的做法是由传统（‘礼’）来承担作为一种民众的约束性力量。”^[13]在杨浦区的礼治社区实践中，建造礼治雕塑、礼治Logo、礼治文化墙、礼治贤达榜以及紫藤议事长廊等，将内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庭美德、家风家训、邻里亲善等内容外化为与居民生活紧密关联的社区“礼治景观”；将楼道堆物、垃圾分类、装修、搭建、高楼拋物、宠物扰邻、小区环境、争抢车位等都是城市社区面临的普遍问题用礼治公约^[14]进行规范。通过“教化之礼”“和解之礼”“敬孝之礼”“关爱之礼”“互助之礼”“停车之礼”等“新二十四礼”很好地传承了传统的礼治文化。^[15]需要指出的是，礼治社区所传承的传统礼治文化，不是简单的复制， 而是在现代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的重塑和再生。它剔除了传统的“礼”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含义，而是强调相互包容、相互帮助、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是“礼”的一种新形态，是一种升级版的“礼”。

这里提到的家园文化、睦邻文化、礼治文化只是社区传承传统文化较为典型的三个案例，在社区建设的现实实践中，以多种形式、多种载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传承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功能。

2．社区重构与文化资源的开发

社区重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通过开发文化资源，使其实现从生活社区向文化社区的转变，从而在服务、治理和社会关系的恢复与构建中释放出多种积极效应。故文化社区的建设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是社区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在文化社区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开发以下几类重要文化资源：

一是培育社区文化团体。社区文化团体是整合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在现代社区中，普遍存在邻里关系淡薄、关系网络疏离、居民参与不足等问题。然而，社区文化团体是社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它产生于社区居民内在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社区文化团体的种类主要包括：（1）教育学习型团体。主要是各种读书小组、读报小组，摄影、电脑、英语口语等学习小组，是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活动。（2）健康体育型团体。主要有各种社区健身操、武术、太极拳、瑜伽、跑步、广场舞^[16]等群众组织，可以组织居民进行锻炼，提高身体健康水平。（3）文艺型团体。有京剧、沪剧、越剧、黄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经典文化剧种，有二胡、笛子等合作演奏团体，有书法、绘画等文化团体等。（4）亲子型团体。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心孩子的教育成长，各种准妈妈交流小组、亲子家教小组、儿童手工艺教育小组等在很多社区也日益增多。这些文化团体既是群众的内生需求，由群众自我管理，同时，政府、街道、居委会等也要发挥引导的作用，让这些团体不仅满足群众的文化和精神需求，更要进一步增进社区社会资本、恢复居民社区关系、融洽社区文化氛围，发挥社区治理的功能，促进文化社区建设。“舞蹈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和熟人社会‘跳’出来，太极拳团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和熟人社会‘打’出来，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组织就仅仅是活动型组织，不是功能型组织。把活动型组织转化为功能型组织，是优化社区治理的秘密所在。”^[17]

二是培养社区文化精英。社区文化精英是社区文化建设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执行者。“在社区文化活动的创意、组织和评估过程中社区精英均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通过整合自身文化内涵与群众众多智慧，并将其转化为有目标、有计划的行动，从而将社区各种散漫的意志变成一种具体的执行力，成为推动社区文化内生发展的重要因素。”^[18]社区文化精英是开展各类社区文化活动的主导力量，是文化社区建设的宝贵资源。要善于发现和发挥社区中有相关特长和才艺的居民的作用，例如，中小学教师可以在社区中帮助小孩进行家教辅导，有书法、绘画特长的居民可以指导其他有兴趣的居民进行学习，有音乐舞蹈特长的居民可以带领大家一起成立兴趣组织，会武术、太极的居民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和锻炼身体等。就算没有才艺特长，只要是热心公共事务，也可以发挥组织协调作用，组织居民一起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一般来讲，社区文化精英参与文化社区建社是志愿性的，除了靠他们自觉参与，还要靠社区居委会有效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他们的潜力和能量开发出来，以促进文化社区的建设。三是开发社区文物、古迹、典故等文化价值。文物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各个社区结合自己社区的具体情况，可以充分开发名人故居、重要会议会址、著名典故等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促进文化社区建设。例如，奉贤的“贤文化”建设，就起于有关奉贤地名来源于孔子弟子言偃“敬奉贤人”之意的传说。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弘扬乡贤文化的文化社区建设活动。“乡贤”就是文明乡风的引导者、良好风尚的传播者、公益事业的带动者、矛盾纠纷的调处者、村居自治的推动者。奉贤区围绕“好家风、好家训”主题，以“乡贤文化”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奉贤活跃着一批像张利权这样的乡贤，他们是村居优秀基层干部、经济文化能人、回乡退休干部职工、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他们在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用嘉言懿行垂范乡里，用乡情乡愁感染百姓，成为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一股新的力量。^[19]

3．社区建设与文化服务的优化

文化服务是文化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更加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可以吸引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可以使优秀文化潜移默化地浸润到居民的思想中，让文化在社区落地生根。

要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是文化服务的基本前提，是物化的社区文化的重要体现。一要增加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供给。公共设施的供给情况直接决定了社区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投入文化专项经费，建设更多的广场、会议室、花园、舞厅、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图书馆、体育场、纪念馆、工人文化宫、青少年宫等，供社区居民使用。二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配置。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同地域、不同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配置也不均衡。经济发达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备相对比较完善， 而有些中小城市则相对配备不足。即使在同一个城市，高端豪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配备相对较多，而有些老旧小区则配备非常有限。由于历史、规划、经费、空间等原因，小区之外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往往过于集中在某些地方，而使得其他地方的社区居民难以使用。例如，上海的剧院大多建在黄浦区和静安区，这就给其他地区居民带来不便。三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共享。在公共文化设施配置不均衡情况下，可以让各个邻近社区之间进行公共文化设施余缺的调节和共享，可以让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为广大居民开放，可以让驻区单位、邻近单位（如学校、机关单位、公司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社区进行共享。

要加强社区与相关文化单位的合作。社区可以通过与其他相关文化单位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增加文化服务的内容，提高文化服务的水平。可以与歌舞团达成协议，让其给社区居民提供文艺排练指导、文艺公益演出等。可以与演剧院合作，让其免费为居民提供观看演出的机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社区可以与相关高校合作，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社区文化服务活动。大学除了可以将剧院、运动场、健身馆、体育馆、游泳馆等硬件设施共享给社区居民，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外，还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大学作为社会文化思想传播与创新的神圣殿堂引领和带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例如，上海财经大学通过与杨浦区政府和社区合作，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社区”活动：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宣传社区里传统文化践行者的先进事迹，学习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沪剧《日出》、越剧《家》、话剧《赵氏孤儿》以及中央民族歌舞团、解放军军乐团、上海歌舞团等来学校演出的高雅艺术资源分享给社区居民；打造“智慧课堂”，向杨浦居民开放先秦哲学、道家智慧、国学经典解读、唐宋文学鉴赏、明清小说欣赏、中国绘画史、中国民族音乐鉴赏、中西古文明比较等通识课程，为社区居民献上文化思想大餐；寓文化于音乐，开展“武东社区音乐共融”活动，通过“传统文化”“走进民族音乐”“国画与设计”三门课程，为居民们义务授课。这些活动通过优化社区文化服务很好地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区落地生根。

要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信息化。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众性、公共性和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并不完全是政府的事情，相反，政府完全包办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难以满足居民的实际需求。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重中之重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正确处理与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通过简政放权，进一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各种市场主体和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资金投入多元化，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投入、协力发展”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结构，切实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总体水平。^[20]现代科技手段也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用现代科学技术整合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供给、配置、使用和管理，是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途径。浙江省的“浙江文化通”以移动通讯网络为支撑，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单位集成管理系统平台和基于元数据的信息资源整合为基础，以适应移动终端一站式信息搜索应用为核心，以云共享服务为保障，通过手机、iPad等手持移动终端设备，为公众提供搜索和阅读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公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登录，获得自助查询公共文化资讯、查阅借阅图书及相关服务。重庆市北碚区的“公共数字文化体验平台”通过整合本地文化资源网站、多媒体移动APP终端、科技体验厅等，集合成文化馆数字化新媒体，为群众提供各类相关服务，内容涵盖群众艺术培训、文化展览、文化互动体验、阅读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等。^[21]

三、从生活社区到文化社区：文化自信在基层社会的确立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2]近代中西社会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现代性发育过程及其水平上，并进而导致中西“文化势差”，即在一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与具有长期现代化发展历史的西方文化相比，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格局中仍处于相对较弱的态势。它是西方现代化的早发性、先进性和中国现代化的后发性、滞后性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中西文化本质的优劣差别，而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国际文化格局中的态势差别，具有暂时性、历史性和变动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的力量将越来越大，这种“文化势差”将最终成为历史。^[23]在这种“文化势差”格局中，通过文化自强走向“文化复兴”，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西方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突破了西方的经济霸权，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模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而且是一种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的现代性发展模式，它立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润泽的产物，中国将进一步突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在国际文化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文化复兴离不开文化自信的支撑，没有自信的文化是不可能实现复兴的。文化的主体是人，一方面，文化即“人化”，即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产生、积累、提升和沉淀下来的。另一方面，文化要“化人”，文化只有为从事社会实践的民众所接受，并在其影响和指导下，进一步开展实践活动，才能推进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共同进步。而要想实现文化自信，促使“人化”的优秀文化实现“化人”，必须将中国优秀文化落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在社会实践中沉淀、深入居民内心，内化为他们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进而树立起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4]在优秀文化与民众文化自信之间需要一系列转化和关联的纽带。在当代中国，随着单位制的松懈，作为主体的人散落到社会中，必然需要社区来整合这些个体的人。社区人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主体，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的社区，是文化自信的凝结与汇聚的重要空间。“我们可以在中国社区发现中国的文化基因。睦邻社区、礼治社区、互助社区等，都是中国文化基因催生出来的社区形态，这是中国文化自信在社区中的汇聚与展现。”^[25]通过文化社区建设，传承文化传统，开发文化资源，优化文化服务，在社区中恢复和积累社会关系，缔造社会联结，培育社会资本，弘扬社区公益，催升社区温度，展示社区魅力，使社区成为现代原子化的、竞争化的、物欲化的市场社会中安放心灵的空间。

从生活社区到文化社区，在社区中确立文化自信，可以筑造起中国精神的坚固基石。习近平指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26]只有人民群众真正了解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了解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才会催生出爱国主义精神，才会激活起改革创新精神。没有文化自信，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将缺乏牢固的基础。社区是能够让文化从云端扎根于大地的最重要空间，社区的文化、娱乐、健康、体育、亲子、公益、养老等现实的生活实践过程是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的过程，也是当代中国人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确立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国的文化社区建设是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居民自治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在良好的生活社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为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社区，这是一种生命的自信，更是中国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文化维度。如果说生活社区的建设是一个提高中国人物质生活质量的工程，那么文化社区的打造则是一个铸造中华民族灵魂的工程。通过文化社区建设，将中国最基层的日常生活空间提升为更为深刻的精神文化空间，铸造起中国精神的坚固基石，进而为坚定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最坚强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

From the Living Community to the Cultural Community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Yan Jingfeng   Liu Jingjun

Abstract：With the advance of urbanization, the community ha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space to integrate “social man” from the unit system. Commun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re not only living communities, but also cultural Communities. The logic of cultural gen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ty is neither the western individualism,nor the collectivism in the era of planned economy, but the connectivism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and human. The community inherites traditional culture, develope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optimizes services with this connection. Community cultural i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t is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asting the sou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o establish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community which will build the solidfoundation of China spirit.

Key words：the living community; the cultural community;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