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3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寒冰论坛”第二讲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成功举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专家组成员、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宋少鹏博士做了题为“妇女何处安‘身’立‘命’？——从‘女德馆’事件谈起”的报告。本次论坛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担任报告评论人，有20多位学者和学生参加。
“寒冰论坛”由刘建军教授发起，以“超越学科、跨界对话”为宗旨，以直面真实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为研究者提供思想分享和学术争鸣的平台。刘教授表示，论坛取名“寒冰”一是意在向著名爱国教授、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的孙寒冰前辈致敬；二是“寒冰”有冰洁优雅之意，具有别具一格的意境与美感。
本次讲座嘉宾宋少鹏副教授作为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的著名学者，不仅在专业领域造诣精深，而且对人文社科的很多领域都有所涉猎，本次报告更是将政治学、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融会于女性研究的理论当中。首先，宋教授回顾了东莞“女德馆”事件，认为“女德馆”事件是一个现代问题，不只是男权复苏现象，也不能简单归结于女性的愚昧。女德馆“福报灾殃、摸手聊病”的荒谬，折射出女性的焦虑和无助，从根本上体现了一种结构性压迫。这种结构性压迫不是简单文化层面上的私人美德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层面的结构问题。那么这种结构是怎么产生的？
宋教授回顾了古代妇女安“身”立“命”之所，指出在传统的家国秩序、内外有别的儒家秩序下，家庭既具有道德功能、情感功能，也具有经济功能。家庭是伦理单位、经济单位、社会单位的统一体。因为妇女的家务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是妇德的体现。既然家是安“身”之所，那么在内外有别的秩序下，妇女如何立“命”？宋教授指出，让我们匪夷所思的贞节烈女的故事，不是一种愚忠与顺众，她们服从的不是夫权或父权而是更高的儒家的“义”，处在“内”的妇女需要通过守节守义来实现自身价值，赢得尊重，得到升华。
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侵入，妇女安“身”立“命”之所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宋教授认为，在西方一揽子的文明论标准中，性别标准十分重要。西方学者认为，近代才建构起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造成两万万女性“不学无术”，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不管是改革派还是维新派，都提倡西方的文明论，并在文明论驱动下，将女权主义变成实现文明的工具。除了显在的性别维度，还内含了一种国民国家的政治标准。当时的思想家，如康梁，将国家与种族联系在一起，体现在女性作用上，就是要将传统女性转变为 “女国民”与“国民之母”，在国民国家的概念形成后，女性的身体从历史上被夫征用变成被国家征用。从经济标准上看，近代思想家，如康梁一直提倡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体制，要“所有人都是生产者，才推动经济发展”。“两万万无业之人”（指妇女）造成了中国的落后。而近代西方经济理论强调只有交换价值才是有用的，使得妇女家务劳动的意义被消解。这种对妇女的双重要求，为现代女性结构压迫埋下了种子。
当家国体制被打破，妇女被国家卷入，安“身”立“命”之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妇女的身体、生育被国家掌控；另一方面，妇女立“命”之所从家内转向家外，原本属于家内的家务劳动的意义被消解，价值无处体现。“才”的意义也由诗文转向实务。
那么这种双重负担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何不同？在处理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资本主义用“公私之分”放弃了对再生产的支配，并全面实行福利后退。而在中国，前三十年为国家做贡献的积累活动中，妇女做出大量贡献，但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福利。从再生产角度看，前三十年单位制将公私互嵌在一起，“抓生活就是抓生产关系”。而全面市场化时期，在公私脱嵌的情况下，“私人化又不是个人化”，表现为拆分型家庭、集体福利的撤出，使得女性遭受到双重负担。宋教授特别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神话是创造出来的，因为国家不用承担福利，人为地创造出廉价劳动力，造成了农民工等社会问题。
当前，社会对“家庭”的重视，恰是因为以“个人”为单位的资本体制的需求，而家庭的功能性价值为国家与资本所需要（个人也有情感需求） 。
在报告最后，宋教授做出了精彩的总结。但究竟妇女何处安“身”立“命”，宋教授没有给出答案，为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宋教授精彩的报告博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报告结束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女士对宋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的点评。随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刘笑言、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倪瑾、加拿大女王大学张志尧教授与现场观众和宋教授进行了交流互动，宋教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热情和细致的解答。
最后，论坛发起人和主持人、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刘教授认为，相对于阶级、族群、地域等分析社会的视角而言，性别视角具有永恒性。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就一定有男女之别、性别之分。性别研究者用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理论范式的世界图景和生活图景。例如，女权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性别化的压迫结构和压迫机制。冰冷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被还原为一种性别化的等级结构。与此同时，像桑巴特这样富有想象力的学者将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动力还原为女性对奢侈品的需求所产生的美学动力，男性取悦于女性的新爱情刺激了男性的勤勉甚至忘我的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也有人对这种无限放大的性别研究提出了质疑，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社会乃是一个淡化性别、冻结性别的过程。社会公共空间非但没有在性别化的轨道上凸显泾渭分明的性别色彩，而是将公共空间压缩为一个“中性化”的场所。
刘教授将宋少鹏教授的报告提炼出十个具有冲击力的命题：第一，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宋教授提出的家务劳动、社会劳动和生产劳动的三分法，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女性在社区中的高参与度具有非常有效的解释效力。因为社区中的很多工作既不是家务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而是社会劳动。第二，“家—国之分”不是“公—私”之分。用“公—私”之分替代“家—国”之分，直接导致了女性生活世界的分裂。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家”不是现代性的私域。宋少鹏教授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极为重要。第三，像上海这样的城市，20世纪50年代从消费城市转向生产城市的转型，导致大量女性进入工厂。第四，女性身体不仅能被男人所征用，还被国家所征用。第五，“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近代才建构起来的。第六，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建立在“性别化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女性依靠自给自足的家务劳动拯救了“剪刀差”所产生的农村产品的短缺问题。出生于60年代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小时候家中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母亲勤劳双手生产出来的。如果把母亲这种的家务劳动置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来考察，这就是宋少鹏教授所说的“性别化积累”。第七，人口红利是被编造出来的神话。因为我们所说得人口红利不是基于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产生出来的，而是依靠不平等的剥夺关系孕育出来的。第八，近代化的一个面向就是性别化。古代中国不是性别之分，而是男女之分。第九，女性改变的对象不是看不见的权力体系和资本体系，而是老公。当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雁认为女性改变老公的策略注定是要失败的。第十，国家试图把多重契约嵌入到家庭制度中的做法，已经显示出疲惫甚至无效的态势。
论坛在下午5点30分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