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下午1点30分由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主办，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领导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承办的《上海市第八届领导科学博士论坛暨第二届领导科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通业大讲堂”隆重举行。本次论坛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多位该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也吸引了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等多所知名高校的几十名优秀青年博士生的踊跃投稿和积极参与，共收到了18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与会嘉宾围绕“‘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格局下的领导力提升”这一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和讨论，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为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和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会议上半场由复旦大学国家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主持，并分别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贺善侃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明明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桑玉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在职位规范与个性特色之间寻求平衡”。桑老师认为“领导力的提升”涉及到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怎样提高领导力，而这主要取决于职位规范跟个性特色的平衡。职位规范可以归分为三个方面：一、法定的职位规范。二、长期以来积淀的职位规范。三、想像的职位规范。
接下来桑老师还对“想像的职位规范”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阐释。“想像的职位规范”是相关人员观念中的东西，这些想像的职位规范大多来源于相关人员对于过去，对上级、对文件等等的自我揣摩，自我理解，并且由此想像出一个职位做事和讲话的方式。
想像的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自由裁量的空间，二是上级意图。通常情况下，越往上，上级的意图越不大可能通过跟下级直接的沟通来进行传递，所以需要由下级进行想像。在当今的领导体系当中，想像的职位规范有高度的发展态势，并具有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当作想像的职位规范长期下去，有可能抹去领导的个性特征，使良好的领导个性特征发挥不了积极的作用。二、在想像的职位规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有可能与正当的、科学合理的规范形成联动对冲。换言之，想像的职位规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冲击、悖离了本来的职位规范。
那么怎样才能把个体特色跟职位规范很好的统一起来达到微观的领导力提升哪？桑老师认为，这需要把握三个方面：一、努力把握并且积极挖掘个性特色中的优势。领导个体必须要有优势，必须要认真的把握自身优势，然后准确把握这个“优势”，并且不能放弃这种“优势”。二、充分尊重职位规范中基础性的、原则性的方面，忽略非基础性的、一般性的。三、把握机会，适当的时候要突破某些职位规范。
贺善侃教授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呼唤领导力的提升”这一主体入手，全面分析了“四个全面”布局下，提升领导力的意义和路径。贺老师指出，“四个全面”关键是“全面”两个字。“全面”二字加强了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治国理政重要方略的力度和强度，并给人以勇气和信心。实现全面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都需要提升谋大局的能力。
同时，在现代化治理这个问题上，贺老师认为，现代化治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善治”，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所以要建立集体决策和公共参与制度，加强公共选择，公共博弈，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全力协同的治理机制。这是实现“四个全面”的有效途径，只有以“善治”的精神、“善治”的手段实施“四个全面”，才能实现“四个全面”治国理政的总格局。
此外，无论是谋大局的能力，还是“善治”的能力提升，都与跨界领导力的提升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作为领导者，尤其在当今需要谋大局的情况下，“善治”能力需要凸显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跨界的眼光、跨界的行为，对原来界限的突破和跨越，这需要通过沟通、合作、影响、共赢，重新建立共识与认同感，为组织、企业的发展打造一个新的领导思维境界和能力。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格局的过程当中，直面新挑战、适应新环境，跨领域高效工作的能力，是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具备的素质。
陈明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精英政治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设”。陈老师的发言主要围绕精英政治为什么会客观存在、精英政治合理边界在哪里、精英政治存续的条件是什么以及中国应该如何来建设精英政治这四个问题展开。
陈老师认为精英政治是和“历史即政治坟场”、“历史是人民的书写”这两种政治观相联系的。按照传统的“精英主义”理论，在历史这一坟场里面留名的都是精英政治，所以马克思通过历史的研究明确提出来了人民史观、唯物史观。不论是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党，列宁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的党的先进性，都表明了他们的精英主义观念。
欧洲民主国家的建设从结构主义来讲存在王权、士民、农奴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因为农奴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办法影响政治进程，所以王权、贵族和士民阶级的博弈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被用来解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里面最基本的力量。此外，从中国的国家建设来看，往往强调“党人”和“党的组织”对于民众的动员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对推动中国国家建设的强大力量。“动员”就是启蒙和唤醒，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精英政治是有可能存在的。
精英政治合理边界问题，体现为这样几个原则。一、道义的原则。即谁统治和为了谁的统治，只有承认权力的来源是人民，精英的统治或者管理才有合法性。二、责任原则。即“问责制”，这比政府权力的大小更为重要。三、公开原则。即在精英内部平等的分享权利，轮流执掌政治。四、绩效原则。五、程序的原则。即按照什么原则来进行决策和管理。
而精英政治要想存续，精英内部就要有制度化的竞争和更迭，同时精英外部还要有公平化的竞争，通向精英之路应该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陈老师认为，中国的精英政治实际上就是贤人政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精英是精英政治里面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怎么建设中国的精英政治，就必须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以及中国共产党精英组织的建设联系起来，这需要控制党人的规模，保持党的战斗力。其次，还要革除党官特权，坚持十八大以来的反对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等诸多努力，不断刷新党风政风，践行群众路线。
会议下半场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贺善侃教授主持，有四位博士生进行了发言。
复旦大学汪仲启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建构还是生成：中国地方民主发展路径分析——以中国政府创新奖（2001-2014）获奖案例为例”。汪仲启认为，中国发展民主政治的路径必须通过实践经验去总结。民主实际上一个体现为“选人”，第二个体现为“治世”，包括着自治、选举、议事、公开、问责五个维度。从民主创新的总体特征来看，首先在地域上，东部分布较为普遍，中部分布比较均匀，而西部是单级突出，零星的分布。其次，从主体上来分析，其包含着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群众组织、多主体联合推动这样几个要素。在推动和承载主体方面，党委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就是政府的作用。
从总体上看，地方上进行的有关选举的民主创新数量最多，呈现出选举、问责、公开、自治这种依次递减的格局。针对上面几个方面的分析特点，汪仲启指出，实际上中国的地方民主发展路径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主导和推动下的多层次、多形式有序发展之路。之所以会呈现这种面貌，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背景下的民主诉求提升以及精英的驱动。此外，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政治的承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只有把这个变量纳入，才能解释很多的现象。中国地方民主的这一路径使得其进程较为可控，同时也使得改革实验的风险较为分散。
上海交通大学李利文博士的发言题目是“非权力领导力的实现机制——基于网络意见领袖的分析”。李利文博士认为，最近十几年在领导学里面研究出现了另外一个范式，就是从领导者的研究到其与追随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这使得非权力性领导力的研究在单纯的研究当中具有了重要意义。由此，李利文博士运用克里斯托弗类比的方法，将网络意见领袖类比为非权力领导力的研究，并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依托名人效应而实现。这种实现的方式是权力领导力实现的重要方式，主要是网络空间内的主体依托自身声望和名誉而实现网络影响空间广大受众的实现方式。二是依托议题内容而实现。这种议题往往具有及时性和偶然性的特征。三是依托职业性质而实现。职业性质主要是依托网络主体所从事的行业或专业知识等达到对广大受众的持续影响。四是依托道德感染而实现。这主要是对道德内容的提倡和道德标准的维护而实现对广大受众的影响。
而从网络意见领袖向非权力领导力之间的转换包含着聚焦、类化和分散这样三种机制。这三种转换关系，就使得网络意见领袖到非权力领导力的实现路径主要归结为核心实现模式、相互强化模式、优势反哺模式这样三种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非权力领导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良好的公民更可能服从于非权力领导力的软因素，而反抗权力领导力的强力征服。将网络意见领袖类比为非权力领导力，就实现了非权力领导力研究从现实空间转向对基于现实空间的网络空间的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詹轶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几经波折而又迟迟无法定性。
在詹轶博士看来，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与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1978年。健全的法律体系的缺乏，使得对一些反政府的组织的管理处于运动式整治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1989年，并由此产生了相对军事的国家社会关系。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之后。此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和我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战略再次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慢慢的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有很大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国家构建路径在半个多世纪中数次更迭，才最终导致了社会监管体制的持续性转型。国家主义的社团监管模式能否适应社会新一轮转型的关键就在于相关制度的制定者是否意识到上述弊端，并作出一些改变。
华东师范大学唐兴军博士的发言题目是“有限政府的构建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从政府在国家治理当中的角色或者说职能的变迁入手，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一、全面控制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或者叫管治性的政府。该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前，并体现着全能主义色彩。二、经济发展型政府。改革开放以后一切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发展经济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能。三、“服务型”的政府。“服务”在这里仍是个是相对的概念，如果不从理念上进行转变，真正的服务型的政府现在还很难构建起来。
在有能力的有限政府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上，唐兴军认为，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要素。有限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部件。因为在市场、政府、社会，在多元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当中，需要一个协调的主体，政府就是承担这个协调主体的一个必要的组织。同时，有限政府也是实现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长发育的基本前提。
而有限政府与治理能力提升包含着这样几个路径。首先，要构建一个有限的、规范的政府，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约束。第二，从社会组织和市场的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培育和鼓励它的发展，构建起一个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共治协作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第三，要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之间的关系。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但过于集权，就会回到先前的全面管控和全能主义时期，这将不利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
发言结束后由刘建军教授对四位博士生的文章逐一进行了精彩和到位的点评。
汪仲启的文章在论文结构上非常规范，具有比较强的独立做科学研究的能力。但就文章所接触到的事实来看，刘老师认为是“人造的事实”。过分依赖“人造”的事实，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一定具有真实性。如果能挑选几案例个进行真实的介入性研究并加以对比，得出的结论会更有穿透性。
李利文的论文分析了一个非常新的群体——网络意见领袖。网络意见领袖的出现，可能会带来领导学的突破。网络，特别是互联网是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的，在这样一个具有天然政治属性的领域里面会产生崭新的领导现象。研究网络领导和互联网领导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领域，或许会成为一个新的范式。这一研究既需要技术，又需要理论和材料，必须要靠技术、材料和理论三者有效结合。
詹轶的研究主要是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出发，并涉及到了中国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刘老师指出，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原子化社会的终结。原子化社会正被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所替代，除了社会组织之外，还其中还涉及到互联网的问题，所以仅仅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出发，会抹杀创新的语气，应该更多的从“保护社会的政治”这一角度出发去关注中国的转型。
唐兴军博士的文章选题非常具有意义。刘老师特别强调，国家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发展摆脱了一些意识形态的纠缠，跳出了以往“二元”的划分，多元有着比二分法更大的优势。二元极大的束缚我们的道路选择、理论选择和模式选择，所以应该跳出“二元对立”的框架。极高明而道中庸，“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代表着中国治理时代的开启。如果通过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学术研究，可能会有更好的发现。
经过专家组严谨、认真的评审，本次论坛共评选出优秀论文奖12篇，二等奖4篇，一等奖2篇，并分别由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共浦东区委党校陆沪根教授和复旦大学当代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教授为一、二等奖的获得者颁奖。
颁奖之后，由陆沪根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陆教授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之后，整个社会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本次论坛紧扣这一主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五中全会明确地提出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又首次提出了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创新是非常重要。创新中心上海应该是当仁不让，但是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不断提高政府的领导力。
自贸区的设立，已经形成了倒逼政府改革的机制，要求整个政府的领导力要大幅度提高。可以通过自贸区的实验，按照国际惯例和市场经济惯例，从整体上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或者领导力。
陆教授指出，参加本次“青年学者论坛”带来了诸多收获。领导科学学会完全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专业的、专门的研究委员会，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切磋和研讨，把对领导力的研究不断推进。
最后，主持人贺善侃教授宣布本次论坛胜利闭幕，并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可以代表本单位申办博士论坛，希望能够继续创出品牌，把影响辐射出去，得到更多博士和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