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三重路径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更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我们必须跳出中国共产党自身、跳出中国，从世界视野来透视这次全会，才能真正理解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与政党意义，才能将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落实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被誉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里程碑”。基于此，我们从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三重路径的角度，提出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一是全球范围内政党危机和政党衰败背景下确立政党治理标杆的世界路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路径;三是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政党治理路径。

一、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世界路径

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使得十八届六中全会的意义远远不局限于国内，它对世界的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所以，从全球视野理解十八届六中全会，才能将这次全会的精神贯彻到更为广阔的空间之中。十八届六中全会举行的全球背景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政党正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党都面临全方位挑战，政党危机的时代已经来临。政党衰落与政党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系桥梁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运作的重要制度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作为社会中的政治团体组织正在涣散，这是世界性难题，而非一国一党的问题。

在全球化、市场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政党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①“从精英型政党到最近出现的商业公司型政党，政党党员类型、党员数量、干部党员与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党内关系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②从政党内部来看，政党党员人数和党员忠诚度呈现下降趋势，政党解组( partisan dealignment)现象频出，^③以德国为例，自19世纪70年代德国便开始出现政党与党员之间的纽带作用越来越微弱的趋势，从1972年到1976年到2009年德国大选中西部地区选民中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的选员人数从20%上升到39%，东部地区的比例则从1991年的37%上升到43% ；对于党员的政党归属感( party attachment)来讲，德国经历了党员归属感下滑的趋势，德国西部地区党员的政党归属感(强烈与较强烈)比例从1972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32%，东部地区的比例却一直维持在21%－30%之间的较低水平。这种政党解组的趋势正在改变德国的选举政治景观。^④与普通党员相比，政党官员和其他领袖更容易获得政党组织提供的资源，因此，在任何政党内，政策和战略动议更有可能是由政党官员和领袖而不是由普通党员提出，由此这更容易导致政党领袖腐败，从而影响公众对政党的观感。^⑤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向我们彰示政党领袖的个人腐败正严重影响政党在公众中的形象。更严重的是，政党所能够录用的政治领袖处于极度稀缺的状态，政党正在丧失培养领袖、孕育领袖并录用领袖的政治功能，日本政党这方面功能的衰落最为明显，日本政党录用的首相很少能够维持一整年的执政，出现走马灯似更换的恶性循环，这严重影响日本的全球战略的制定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⑥ 以至于有学者把日本这种权力在不同党派之间频繁的游走与转移称之为“漂流的政治”。^⑦最为明显的是政党财政面临日益匮乏的窘境，在当下政党政治的财政运作中，政党仅靠自身党员缴纳的党费与党产经营所得，已经无法支撑其有效运作，^⑧19世纪60年代之后“公共补贴的比重逐渐上升，在某些国家甚至成为政党最重要的经费来源”。^⑨

从政党外部来看，政党传统的政治利益表达功能、政治利益整合功能等正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⑩连绵不断的社会运动，例如华尔街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等正在替代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单一议题抗议团体( single－issue protestgroup)，例如绿色环保组织、食品安全组织、妇女权益组织等正在瓦解政党的代表与整合功能。政党及其领袖在竞选中运用的策略，正加剧社会的“极化”现象。绿党等“反政党政党”( antipartyparties)以“反政治”( antipolitics)的形式挑战政党权威，甚至新的政党类型的出现正在挑战政党作为传统组织形式而存在的合法性，例如商业公司型政党(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的组织结构并不是传统的层级金字塔式，而是扁平式的；在政党党员的招募方面，这种类型的政党不再注重组织纪律性，而是更加注重党员个体的独立性。在组织结构方面，这种类型的政党已经与传统政党有巨大区别。^⑪同时，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正在挑战政党运作政府的执政、治理与政治录用能力，政党政治的相对单一的功能，越来越难以应付现代复杂社会的复杂治理。^⑫基于此，全球范围的现代政党与政党学家都在应然与实然层面思考政党治理，或者说他们也在思考如何“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重要内容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无疑是在政党衰落的全球趋势中为政党政治与政党治理注入的一道强心剂。从全球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意义，一方面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符合政党治理的全球性趋势与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在全球政党衰落的背景下，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在全球范围树立了政党治理的中国标杆。从这两方面来讲，十八届六中全会具有世界意义。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这种大趋势中，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举措，加强党为人民服务与国家治理的能力，同时，为中国全球战略的实现提供坚强的政党基础与政党保证，那么，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就拥有了世界性的影响。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栾建章话说就是:十八届六中全会意味着为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一定借鉴，从而使中国的发展前景更有确定性，中国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政治保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治国理政的经验。^⑬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举措便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为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治理提供标杆。

二、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国家治理路径

政党自产生之日起，便与国家、国家政权、国家治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政党治理不仅仅是政党治理单一领域的问题，它更是指向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这对中西政党来讲都是一样的。对西方执政党来讲，“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受到法律和各项制度的制约以及政治理念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其权力、职能和作用是有限的，同时也是相对明确和集中的”，^⑭但是这并不说明政党与国家政权和国家治理之间没有关系，而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对明确和集中。政党居于政府之内和政府部门之后，是联接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的政治纽带，这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组织和领导政府，而且也指导和领导人大、司法、政协、军队的工作。在这里的‘政’不仅是狭义的政府，而且包括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⑮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与国家政权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更加密切。

中国国家治理的成败，关键在于党。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如果把国家比喻为工厂，那么政党就是发电厂。政党是为国家注入能量的组织。政党为国家注入思想的能量、战略的能量、意识形态的能量以及干部的能量。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政治使命和政治追求、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了崇高的使命和至高的关怀，从而成为一种超越多党制国家功利型政党(以获取执政权为单一目标)的使命型政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准确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全会公报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⑯如果中国的政党出了问题，那么，整个国家治理系统就会出问题，国家治理系统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引发各个环节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国家治理体系出了问题，那么，中国的政党一定存在问题，这种治理问题必然也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来。从这个方面看，十八届六中全会“从严治党”重要举措，从表面看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治理，从本质上说，它撬动着或者它本身便内含着中国的国家治理。

正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这一重要关系的深切把握，习近平同志才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十八届六中全会才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制度化、实践化、体系化。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过程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党国体制( party－state)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国家治理实践的一种解释方式与理论认知，被认为是一种处于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过渡形式。^⑰自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战略之后，我们必须从解释方式、理论认知与现实实践的角度，将中国共产党放到国家治理的大系统、大体系、大视野中进行分析与研究。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主题，折射的是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有机统一。正如郑永年所说的:在中国，不管人们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它无疑是中国的政治主体和执政主体，国家所有方面的成败，都取决于执政党这个政治主体的建设。^⑱正是基于此，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强调“从严治党”的同时，也在强调整个国家治理的整体体系、系统与路线，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偏离和动摇。全党必须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⑲

政党治理融合于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政党治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都关乎老百姓的福祉，都统一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严治党与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都统一于国家治理、国家发展所皈依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的缩小，而国家治理是从严治党的放大。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从严治党”举措，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为中国的发展保驾护航，具有国家治理的全局视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政党治理，从而创造中国的发展与秩序，维护中国老百姓的幸福安康，那么，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世界政治前途晦暗不明的情况下，中国就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执政党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达成社会善治，社会善治提升人民福祉，经济增长、国家治理、社会善治、百姓福祉增进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条新路既具有中国特色，更具有世界意义。

三、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政党治理路径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全面从严治党主题，就是全面催生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国运系于党运，党运决定国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道路的基础，又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织保障。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和政治信仰，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是关乎国家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道。对于任何政党来讲，政党治理都是政党自身应对世界范围内政党衰落趋势的核心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其自身的治理不仅具有政党意义，也具有国家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意义。然而其国家意义与世界意义的彰显，都系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政党治理之一身。我们必须从政党治理的角度，将十八届六中全会“从严治党”的举措落到实处。

    第一，坚持以核心领导组织、组织哺育核心的原则，使个体化核心与组织化核心在政党这个现代政治的引擎中达到有机的统一。公报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⑳“一般而言，‘核心’也并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需;任何组织和体制的运作，都要求存在权力‘核心’。近代以来，除了无政府主义外，很少否认权力核心的重要性。”²¹十八届六中全会树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个核心的实质是个体化核心与组织化核心的统一。对于政党而言，核心就是领袖的同义语。一般而论，现代政党都是需要核心或领袖的。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政党危机和政党贫困说明了，将领袖与组织对立起来的观念已经使很多政党吃尽了苦头。²²领袖凭借其刚毅的勇气和体系化的理论使政党这个现代政治机器保持勃勃生机。领袖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一直处于政治的核心位置。现代政治的运作，一方面可以被视为领袖在多大程度上开发变革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制度释放出巩固变革成果和遏制破坏性力量的功能。²³可以预见，领袖与组织的结合、领袖意志与领袖勇气对政党组织的改造以及政党对领袖的哺育，决定着中国未来民族复兴的成败。

    第二，坚持刚性纪律，避免特权，增强政党的战斗力。纪律有刚性纪律与柔性纪律之分，政党有刚性纪律政党与柔性纪律政党之别，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它领导的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整体转型的巨型国家。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以刚性纪律严格要求自身的组织化行为者，“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²⁴，同时这也是政党领导国家、治理国家、创造秩序与发展的根本性保障；刚性纪律可以保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功能和组织内聚功能，高度一体化、集权化的组织系统。²⁵要做到“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²⁶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靠刚性纪律而非柔性纪律约束的，具有高效战斗力的刚性纪律政党。

    第三、坚持流程式分工，避免滥权，保证政党运行的依法依章依规依纪。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奉行是决策权 － 执行权 － 监督权的三权统一体系，在这种体系下的监督是整体结构下的流程式分工，这不同于立法权 － 行政权 － 司法权的结构－ 功能式分工。过去一段时期之所以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就是因为相比于决策权与执行权，监督权在流程式分工中相对弱化。西方结构 － 功能式分工是其文化基因的产物，在西方土壤中能够发挥重要功能，但是以近来美国发生的“联邦政府停摆”、国家治理能力下降等现象，它越来越倾向于塑造出一个相互推诿扯皮的“否决式政体”；中国的流程式分工是中国文化基因和制度基因衍生出来的具有中国传统政治遗产与现代政治特色结合的制度安排。但我们要切记，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流程式分工要发挥实质性功能，需要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俱强，如果任何一方处于弱化状态，这一流程式分工就难以运转，更别提监督权的作用。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监督权的强化而弱化执行权，也不能因为执行权的强化而弱化监督权。中国政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加强监督权是当下从严治党的关键性环节。由此，中央在北京、山西、浙江试点的监察委举措是跳出中国共产党党内反腐，从政党反腐到国家反腐，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²⁷基于此，从公报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监督是重视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统一体系下的融合内外(党内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社会监督)、流程(民主监督、审计监督)、主体(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轻重(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人、监督职责)、形式(全面监督、专责监督、职能监督、日常监督、同级监督)于一体的监督。²⁸

    第四、坚持厚植党的政治基础，²⁹夯实党的社会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员是党的细胞，党的组织是党的神经。在党健全组织结构、严格党内生活、严格要求党员的形势下，党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是相互支撑的。政治基础是社会基础的根本和保障，社会基础是政治基础的体现和反馈，二者相互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见，中国已经进入了双基党建的时代，即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并重且相互支撑的时代。

    政治基础是社会基础的根本和保障。政治基础涉及党组织活力、党员活力、民主集中制的贯彻等多重要素。其中，重新唤醒8800万党员的活力和440万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是厚植党的政治基础的关键所在。美国登记制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了党员在政党组织中的无足轻重，新加坡邀请制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了其极端精英主义政党的色彩。中国共产党集申请制、考察制与预备制于一身的党员录用方式，决定了党员在整个政党组织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党员的素质和作用决定着党组织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决定着党的整体质量和战斗力。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党员能否做到密切联系群众，就反映出党组织能否密切联系群众；党员能否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就反映出党组织能否发挥自己作为先锋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党员是否合格，就反映出党的队伍是否合格；党员是否被民众接受，就反映出党组织是否被民众所信任；党员在民众中是否有号召力，就反映出党组织在民众中是否有号召力和领导力。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下，对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和监督，对促进党员质量的提高、促进党组织的战斗力起着根本保障的作用。

    社会基础是政治基础的体现和反馈。党的社会基础涉及社区党建、两新组织党建、网络党建、党群关系、群众路线的贯彻等多重因素。党的组织是由个体党员组成的，其中所有党员的合集就组成了党组织这个整体。在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党组织的在民众中的表现，就是每个党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的体现。同时，党组织在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反馈着党的政治基础———党员的质量和党员的表现。通过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中的领导力，实现党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党对社会的治理和引领。

    第五、注重家风建设，积小康之家为小康社会。中国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逻辑讲求家国一体。公报中指出“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³⁰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与一个个家庭相联结，与一个个单位相联结，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传统和基因之所在。如果说西方人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阶级社会的关系，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指的是国家与一个个家庭的关系，国家与一个个单位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一个个扩大的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³¹所以，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理解为中国式现代化，指的就是小康之家的建设以及以无数个小康之家为基础的小康社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家庭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他说: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做家风建设的表率”，³²这就将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中国人历来所重视的家庭治理链接在一起，特别强调民心与民意在现代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确立在实实在在的小康之家的基础之上，政党治理确立在牢固的民心与民意之上。从这个角度说，家风建设搞的好不好，直接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质量。

四、结论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世界意义、国家意义和政党意义是一体的，甚至其世界意义和国家意义比政党意义更为重要。单纯的从政党角度来理解和贯彻落实本次全会的精神，既不全面，也是肤浅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彰示的政党治理，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都具有强烈的民族取向。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治理与国家治理不是为治理而治理，而是要担负着艰巨的推动民族复兴的使命，没有民族取向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就丧失了它的灵魂，偏离了它的轴心。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包括两句话:一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二是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三位一体。第一句话处于“前台”，第二句话处于“后台”。所以，带有批判性的“党国体制”这一概念应该随着六中全会的召开，从中国学术界和政界中彻底退出。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根本在于我们能否做到这个“有机统一”和“三位一体”。政党治理的终极目标不单纯是治党，治党的终极目标在于主导全球治理和治理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中国决不能走政党依附于资本和派系斗争的道路。目前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被资本和分立集团所绑架，政党不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致力于斗争和对立。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各级党委必须做到:超越资本绑架、派系斗争，维护核心，缔造共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我们这个国家的康庄大道。

①^郑永年:《为什么中共要重新确立“核心”》，《联合早报》2016年11月8日，http: //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 /story20161108－687532。

②^张冬冬:《比较视野下的政党组织—成员形态研究》，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第44页。

③^Ｒuth Dassonneville，Marc Hooghe and Bram Vanhoutte，“Age，Period and Cohort Effects in the Declin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inGermany”，German Politics，21 ( 2012)，pp．209－227．

④^Ｒussell J．Dalton，Interpreting Partisan Dealignment in Germany，German Politics，Volume，23，2014，pp．134－144．

⑤^【英】艾伦·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⑥^刘建军:《政党:孕育领袖还是遏制领袖———对中国、日本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⑦^参见【日】安世舟《漂流的日本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⑧^刘守刚、郝煜华:《政党政治的财政基础———政党财政类型的比较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⑨^谢峰:《公共补贴:西方政党财政的重要来源》，http: / /www．china．com．cn /xxsb /txt /2006－10 /17 /content_7248519．htm。

⑩^【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与民主:转型与危机》，《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7页

⑪^J．Hopkin，C．Paolucci，The business firm model of party organization: Cases from Spain and Italy，Volume，35，1999，pp．307－339．

⑫^【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315页。

⑬^栾建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当代世界》2016年第12期。

⑭^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⑮^李景治:《中西执政党执政方式比较及其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⑯^《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⑰^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关于党治国家的一个观察与讨论》，复旦大学2015年版。

⑱^郑永年:《从“治党”到“治经济”》，《联合早报》2016年10月18日: http: / /www．zaobao．com/forum/expert /zheng－yong－nian /story20161018－679212。

⑲^《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⑳^《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22^参见【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

24^《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25^许纪霖、陈树凯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519页。

26^《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27^李锦峰:《监察体制改革:反腐不只在党内》，《上海观察》，http: / /web．shobserver．com/wx /detail．do? id = 38138＆time =1480890524097＆from = 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 = 1＆nsukey = B3bFKjUJHm003lc3xJf1kＲ4% 2FtGLＲfmU3GzwXKHi9Dw1tBWVzySNxsouKGGhFuI0FBQjetieeweNHrGjBNpJeBy3lIQTYSEuY9Ey4MN5vlV9cXwZlHUoFAHLNBGemf22ＲeaQKM1jOo6ZmuHqty3fuwf6VnUYpDlZzjjjLPQPuaOUP3Kq0x1vqBBhV2bPtQe，2016年12月5日。

28^《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29^王岐山:《全面从严治党 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16年第23期。

30^《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0月28日。

31^刘建军:《社区中国:通过社区巩固国家治理之基》，《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32^《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