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 “单位人”的面纱 ——人类学视野中的单位政治与单位生活
刘建军 王鹏翔
［摘 要］ 单位组织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当代中国社会调控体系的基本单元。社会学和政治学由于过分注重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单位组织，从而忽视了对单位内部人的生活状态、单位文化以及单位政治过程的关注。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单位组织和单位政治就会发现，单位组织中存在着成员差异与群体间差异，单位组织借助权力、仪式和差异完成对单位政治的组合、表达和维持。因此，对单位政治的解剖应该实现从 “结构”到 “过程”的转变。单位作为一种城堡化的组织创造了独特、有趣的单位政治形态和单位化生活形态。单位政治的消解取决于单位组织属性的变革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真正转型。
［关键词］ 单位人；单位政治；单位生活
［作者简介］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博士;王鹏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200082)
一、引 言
单位研究已经不是新话题了。事实上，在作为生活和交往空间的单位组织中，单位成员作为韦伯所说的“意义的制造者”，乃是构成 “单位化”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单位社会，大多数人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单位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组合;影响大多数人的政治力量实际上就是单位政治与国家政治的组合。从表面上来看，单位组织是由国家权力体系创造和构建出来的，但客观的事实却是，单位终究是由人组合而成，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进行了新的合成与分解、加权与重新排序、删减与补充，塑造出一个与国家意图并不完全一致的单位化生活和交往形态，这就是人类学所说的“制造世界”。［1］341－344社会学和政治学因为过分注重结构化和制度化的单位组织，忽视了对单位内部的人、文化和过程的关注。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单位政治和单位生活进行重新审视。
一般而论，在集权国家中，人们倾向于按照“从上向下”的线路来看待制度、体系和机构，而人类学则教给我们如何通过“从下向上”的线路来对待国家问题。所以，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深度观察和理解式体验，包括对单位内部各种集体性活动和个体性活动的观察，还包括对人之言谈的观察以及对人之心理、集体仪式的体验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都没有脱离人，这与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对单位组织、单位结构、单位体制的关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单位:从“理想类型”到“现实景观”
以往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把单位作为一个“理想类型”来对待的。只要把单位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就会忽视单位内部真实的生活景观和权力关联。从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对单位的研究成果来看，把单位作为“行政人”来看待的倾向是很明显的。“行政人”假设根源于因资源再分配而形成的单位体制。例如李猛等人认为，“单位”是一种德治性再分配体制内的制度化组织，其制度化的基础在于国家成为组织所需资源的唯一或主要提供者、等级体制中上级对组织领导者的任命与决定、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以及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就业。［2］在笔者撰写的 《单位中国》一书中，也曾经把单位视为一种等级结构中的“行政人”。“行政人”假设尽管看到了单位组织的行政特性，看到了单位体制乃是按照官僚制的逻辑在运转的，但对于单位的信息垄断和单位对国家的欺骗、怀柔对策是无法解释的。相对于统一性的国家体系来说，单位作为一个小国家或微型国家，对其利益的过度保护和对其内部信息的过度封锁，实际上是把国家分裂成为一个个的细胞结构。人类学家发现，在等级社会中，那些自成一体的村落倾向于以独立、自治的社会体系而存在着。尽管他们的某些方面要在更大或合作性的网络中得以表达。［3］119所以，并不是集权的国家体系就一定能够塑造出完全听命于国家的组织，也不一定能够塑造出国家权力无所不包的社会空间。如果我们说农村社会是由一个个“个体马铃薯”组合而成的，那么城市社会就是由一个个“组织马铃薯”组合而成的。国家针对单位分割国家体系的克服手段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把单位领导者转化为跨单位组织成员，使其成为一种复合型角色，即不仅仅是单位中的人，还是某一跨单位组织中的人［4］147－148，或者采用古老的调动制，使单位领导者与某一单位结成永久联盟的可能性彻底丧失，或者采用单位评优制度、行政审查制度、财务审计制度、跨层级的群众评议制度等，在多参数的控制体系中，降低单位对国家的分割程度。总之，“行政人”假设只看到了单位在等级结构中的制度属性，忽视了它与国家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
将单位研究从单纯的“行政人”假设推至更高层次的当属张静对单位进行的政治社会学意义的研究。她在 《利益组织化单位》一书中提出，“政行合一”制在基层的广泛存在，使得国家行政与社会民众之间建立了一种组织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单位具有关键性环节之地位，它可能强化(促进)，亦可能削弱(分割)上述联系。“政行合一”制的运行后果，一方面将社会利益的分歧和矛盾引入行政体制内，从而增加了体制内行政协调的困难；另一方面，它又将社会利益分割化，将冲突“化整为零”，在各单位范围内进行处理，结果是分散了社会政治行动的内容、形式和规模，客观上减低了面向国家层次、或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压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单位制及其政治功能，能够解释高度变迁中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它是分散利益集结和组合的结构机制。［5］7张静的这一研究显然比笼统地把单位视为一种统治形式或社会调控组织要深刻得多。单位组织的这种分散机制和组合机制，在行政领域、教育领域、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具有持久性的效力。
也有部分研究者把单位视为一种“道德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单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和原则是通过单位对其成员的保护及其资源分配体现出来的。这种制度安排有点类似于日本式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即没有个体价值只有整体价值，换言之，人的价值首先是通过组织身份体现出来的。单位身份有效地遏制了阶级意识的萌生，也使得大规模的阶层冲突在单位边界内部得到平衡处理。［5］4当然这一趋势在目前社会转型期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对于单位来说，其成员就是它保护的对象；对于单位成员来说，单位就是他的家。这种假设因为过分意识形态化，而忽视了单位与其成员之间的“非道德联系”。
以田毅鹏为代表的学者，从口述史的视角，实现了对单位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双重呈现。单位研究的魅力不在于揭示这一组织类型的控制功能和整合功能，而在于进入单位人的思维世界。所以，单位组织绝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和经济意义上的，它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精神气质的组织化凝结。所以，田毅鹏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6］从历史上看，地理空间组织行为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继承性，在计划体制下，通过职工代际间的传递和影响，使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了独具意义的“社会空间”。［7］把单位研究与作为社会空间的城市联系起来，把单位人置于特殊的社区文化、空间交往中进行审视，可以发现刻板的社会控制取向和制度取向研究的很多弊端。
最后，在以往的研究中，潜伏着一种“经济人”假设。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人”假设主要是针对资源再分配体制中的单位与国家关系而言的，即单位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对单位的资源输入，这是行政化的争取效益最大化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厂商化改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出现了 “厂商化”的趋向，即依靠自身的行政优势和特殊权力，借助不平等的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资源。
当然，在以往对单位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单位内部问题。华尔德和李猛等人的研究尤具代表性。他们都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对单位内部的权力格局与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同的是，华尔德基于外部制度环境的一致性预设，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首先把重点放在了单位领导上，进而关注积极分子，强调领导—积极分子之间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8］；而李猛等人则基于“德治”的制度原则和制度的“意外后果”，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的重点是普通成员在制度约束下的行动策略，强调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派系结构［2］。尽管两者的逻辑起点和所形成的分析模式有所不同，但作为后续研究，仍然可以在李猛等人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与华尔德观点的衔接。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基本上还都是存在于传统的社会学框架之中，制度主义或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其主流。本文则试图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在发现人、关注人的过程中，试图把“单位”从概念包装和范式封锁中解放出来，从而把单位内部真正的人的活动呈现出来。
三、单位政治的组合、表达与维持:人类学的启示
人类学特别是政治人类学对非正式制度、传统政治学所不能涵盖的“剩余空间”和“边缘空间”的关注，为我们把单位从传统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解放出来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基础。
如果从单位与政党和国家的关系来看，单位是要绝对服从于政党纪律和国家法律的。但是，政党纪律和国家法律在单位内部的实践并不是平坦的，更不是统一的。正式规则在单位内部有局部失效的迹象。这说明单位名义上是国家控制体系的构成要素，但单位确有非国家化、抗拒国家化的一面。尽管相对于国家来说，单位不可能成为彻底的“他者”和“异邦”，因为有自上而下的单位体制存在，而且该体制包含的控制原则是刚性的。但是，单位作为一种城堡化的组织［9］，作为一种“围墙内”的组织，的确有其国家控制参数所不能涵盖的领域，更有刚性控制机制所难以渗透的空间。单位所具有的这种集国家化与非国家化、抗拒国家化于一身的特性，为其进入人类学视野提供了前提。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我们进入了对单位内部“人”的观察和解剖之中。
单位组织并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 work place)，这是以往单位研究所能达成的共识。单位组织既然不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化场所，那么它又是怎样的一个空间呢?我们发现，单位组织既是一个交往的场所，也是一个权力的空间。交往意味着除了家庭之外，人的社会化进程基本上就是凭借单位组织得以实现的。权力空间意味着单位中的诸多活动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具有一种典型的“政治特征”。换言之，单位组织中的诸多要素已经被政治化( politicalization)了。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很经典的命题———个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与之相同，单位的即是政治的。作为权力空间的单位组织既是单位—国家关系属性所赋予的，又是单位组织自身的资源分配机制和分配过程所决定的。权力的获取与维系就成为我们破解单位政治密码的一把钥匙。但是，单位组织中的权力获取与权力维系又不是像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那样借助强制性的力量和正规化的途径得以实现的，因为单位组织从其原点上来说是与一个个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单位政治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个体的介入才能得以维系。这就是单位组织中的各种仪式性活动。正是各种仪式把符号人与单位人融为一体，正如人类学素认为的各种仪式把符号人( Man-the-Symbolist)与政治人( Man-the-Political-Being)融为一体一样。［10］105仪式不仅是个体参与单位政治的载体，也是强化单位权力体系的机制与渠道。正是在这些仪式的展开过程中，单位政治中差异性因素呈现在这样一个独具魅力的舞台之上。这个舞台上的年龄差异、辈分差异、等级差异、性别差异在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被政治化了。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分析单位政治的三个基本概念:权力、仪式与差异。
(一)权力:单位政治中的组合机制
要想透彻地理解单位政治，就必须把单位组织所缔造的“政治”与正统政治学理论所讲的以国家、政党和政治体系作为载体的“政治”区别开来。单位政治作为一种亚政治形态，展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学所描绘的“政治世界”。事实上，人类学家并没有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置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一直在试图更好地了解权力关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又是如何促成其派生和实施的。这有助于我们对“政治权力的根源”有清醒的认识。可见，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这一概念，其含义要比现在通行的政治学所理解的“政治”概念要广泛得多。政治人类学对“政治”的趣味化解释，为我们解剖单位政治提供了别具一格的视角和富有解释力的“手术刀”。
单位政治中的权力不是那种完全以统治和服从作为特征的强制性权力，而是渗透于所有社会关系之中的权力机制。把权力理解为物理力量和强制力显然是忽视了权力表现形式的精细。因为在日常交易中，权力是借助具有政治意蕴的符号“客观存在、自我发展、自我维护、自我表现和自我装饰”的。［10］105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在微观化的社会组织中，权力更多的是借助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把人与组织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作为正式组织的单位决定了单位内部权力机制的强制性色彩，拥有领导职位乃是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单位又是一个熟人共同体，占据领导职位的人注定是要承受较多的舆论压力和“乡议”压力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领导者与其下属的行政距离长、陌生化程度高，人们对其强制性权力的认可程度就会高;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人们对其非强制性权威的认可度就会超过对其强制性权力的认可度。政治人类学对权威的关注，证明了很多共同体的内部治理过程不是依靠强制性的权力和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得以维持的。单位内部的权力机制具有现代意义的正规性，又具有传统共同体组织中的非正规性，这是单位这种特殊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权力与权威、习俗与法律作为治理手段在单位内部的治理过程中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的。［3］11－20
(二)仪式:单位政治的表达机制
政治是通过象征主义得以表达的。政治较少的诉诸直接力量的运用，尽管物质资源对于政治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其分配与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象征手段得以构筑起来的。［11］2人类学关注人们通过仪式去理解生命与外在世界的意义，它是一种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12］49仪式是表现政治秩序的一个维度。在族群和原始国家中，信仰和仪式不仅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而且还塑造社会团聚和社会剧场( social drama)。在现代国家中，人类学学者发现政治仪式吸引整个民族，唤醒民族的记忆。政治仪式在现代国家是作为一种象征性集体文本来解读的，因为正是依靠社会仪式，把成员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联结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仪式就是一种社会标准化与可重复性的象征性行为。［11］9
仪式不仅仅是表演性的，同时也是强制性的，作为组合机制的权力渗透其中，共同支撑着单位政治的存续。例如，宗教人类学对训练身体和社会控制之相关性的认识，对我们理解单位中的思想谈话、批评与自我评议的会议等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大有裨益。宗教人类学甚至将教育视为是一种对身体的训练，学校领导意识到身体是一个象征和密码，借此铭刻他们所珍视的社会价值。“寄宿制度”作为学校训练身体之“总体制度”的一部分，就是对学生进行身体训练的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单位对工作时间、会议时间的安排甚至对出席者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单位领导者所拥有的身体训练权的表现方式。再例如单位中各种各样的思想性谈话，既是洗脑运动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其最大特征就是对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控制。宗教人类学发现，公众对洗脑技术十分关注，据说是膜拜团体用它来保持其成员，这种说法指出了身体与宗教执着的关联。在宗教人类学的启发之下，我们发现单位中的会议、衣着、性别、身体、心境、情绪等几乎所有要素，都包含着政治的影子。在中国这个文化高内涵( high context)的国家，人们赋予了很多自然行为以极强的政治内涵，人们对很多行为的敏感和好奇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因为人与人的交往的确是通过这些隐藏在自然行为之后的默会知识( tacit knowledge)得以传达的，人与人就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中构筑着他们之间的关系。［13］46
(三)差异:单位政治的维持机制
“单位人”这一概念揭示了单位体制中人的组织属性和身份属性。“单位人”不仅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种社会形态。“单位人”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的是单位体制这一正式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把研究的视角转向非正式制度，就会发现“单位人”这一概念实际上掩盖了单位内部“人”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单位政治不是依靠“单位人”这一统一性身份来维持的，而恰恰是依靠制造单位内部“人”的差异来维持的。
人类学认为，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人间差异的分布与范围、由每个个体所属的群体所决定的特征，也就成为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对象。［14］4单位所塑造的“单位人”特性与在其他制度背景下的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以及单位内部“人”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差异，为我们在人类学的视野中研究单位政治提供了便利。一般来说，单位组织与其外部都有着明确的身份边界(主要是体现在编制上)和地理边界，这直接导致单位组织之间的差异。这是单位组织的外部差异。在单位组织内部，则存在着明显的地位差异、工资差异、资历差异、年龄差异、归属差异(派系结构)以及性别差异等。当然，最为重要的差异还是地位差异和归属差异。正是地位差异，塑造了单位内部的等级结构；正是归属差异，塑造了单位内部的派系结构。从过程理论来看，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期，派系比常规政治更容易编织和传输政治冲突。甚至派系构成了群体内部持久性的政治。［10］104我们发现，当一个派系和它的对立派系面对外来压力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团结会强化；当外来压力减少时，内部的派系之争会强化。所以，李猛等人所说的“内部一致性原则”是有着特殊的情境制约的。［2］这与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裂变( segmentation)理论强调团体凝聚力的情境色彩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因为在无国家社会中，依据血统划分的派系，对外是一体的组织，但对内则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15］86由此可见，尽管派系会导致制度的剧烈变化，但是政治体系也会在作为制度化决策形态的派系中保持相对稳定。［10］105显而易见，“单位人”概念掩盖了单位内部人与人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差异，由此导致我们对单位组织到底塑造了怎样的生活方式、单位政治是如何运转的等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
四、从“单位人”的统一性到单位内部“人”的差异性
笼统地说，单位社会是凭借“单位人”这一极具广延性的身份得以建构起来的。“单位人”不自觉地获得了一种统一性，成为当今“从单位人到社会人”这一经典论断的最为有力的支撑。但是，单位组织作为一种权力性的组织，它的维系恰恰是通过制造单位内部“人”的差异得以实现的。这在单位组织形成初期已经显露出来，尽管当初还不是非常明显，因为社会主义平等观等价值观点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差异的扩张，但是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文革”时期单位内部的集体狂欢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这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之上的等级结构的颠覆。我们发现，在“文革”之后单位等级结构重建的过程中，差异不是缩小了，而是强化了。单位组织中人的差异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差异体现为地位差异，地位差异是维系单位政治的根基。从地位来看，我们可以将单位成员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位最高领导人，二是单位领导集团和管理集团(干部)； 三是一般群众(单位员工)。
(一)单位最高领导者
单位最高领导者就是大家俗称的“一把手”。他既是国家在单位组织中的代理者，也是一个单位组织的家长。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一单位的最高领导人对造访该单位的人说:“现在是我当家”。在这里，“我”已经成为“单位组织”的代名词。这一方面显示出 “以单位为家”的责任感，即传统伦理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的再生;另一方面又显示出“家长”的味道，即单位乃是一私有之物。
单位最高领导者拥有对单位员工的身体训练权、思维训练权和情感训练权。这些权力在正式的文件和规定中是很难看得到的，但它的确有助于解释单位最高领导者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身体训练权主要体现对员工衣着的干涉、对员工发型的评价、对员工坐姿与站姿的干涉以及对员工身体行为的约束上。例如在单位最高领导者召集的会议上，参加者会通过对领导讲话一字不漏地记录体现对领导者的尊重与敬畏，最高领导者也会通过对参加者打电话、发短信等行为的训斥来展示自己的权威。政治最为极端的控制形式之一就是体现在对他人的身体控制上，这意味着对其活动线路和活动空间的垄断。这一隐蔽的控制机制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描写得尤为深刻。而且这种“全景监狱”式的身体控制在当今所有国家几乎都存在。对员工的思维训练权主要体现在对员工的洗脑运动中，在“文革”时期这一权力尤为重要。目前，思维训练权主要体现在谈话、谈心以及思想性的交流之中。对员工的感情训练权主要体现在对员工个人情感的干涉之中。尽管这一权力的强度不断在下降，但单位最高领导者介入员工情感生活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的。
当然，单位最高领导者的权威最重要的体现乃是蕴涵于对资源的再分配之中。资源再分配权力是大人物权威基础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市场化改革之后，大人物通过员工的身体训练、思维训练和情感训练来体现其权威的途径逐渐减少，越来越依靠对资源的再分配。这与单位从全景式的控制结构向现代性治理结构的局部转化有关。与之相适应，单位最高领导人向交易型领导者转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二)干部集团
干部集团是指除单位最高领导者之外的领导人员。这个集团中的人与最高领导者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他们当中有支持主义者(最高领导人的绝对支持者)、程序主义者(中立主义者)和敌对主义者(单位最高领导人的对手)。一般而论，干部集团的派系色彩要远远胜过一般群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对于大多数干部来说，其资源的获取一般都得益于最高领导者或核心领导集团某成员的赐予，以某一关键领导者为枢纽形成的派系就是这种资源再分配体制的自然后果。二是干部相对于群众来说，与核心领导者的行政距离大大缩短。一般群众因为他们与核心领导者或最高领导者的行政距离过于遥远，因而也丧失了进入某一派系的机会；而且对于最高领导者或核心领导者来说，也不愿意接纳一般群众为其派系成员，干部在派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显然要胜过一般群众。
从对单位最高领导者和干部集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单位内部既包含着体制性冲突(如党政关系冲突以及部门之间的冲突)，也包含着人际性冲突。因为对单位最高领导者的觊觎是核心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一种心理。所以，单位领导集团对外不总是一致的，这与群众在对外时所显示出来的内部一致性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单位核心领导集团成员的异端行为致力于瓦解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基础，为自己的晋升铺设道路；而单位群众(一般成员)则是想通过一致对外，通过单位组织获取资源的最大化来保障个人利益的获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一般性的概述。至于具体过程的展开还要视单位领导集团内部冲突程度高低、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忠诚度、认可度而论。
(三)群众
我们以领导关系为视角，可以将群众分为绝对服从者、实用主义者、无为主义者(隐士)、异端者等几种角色。在这里，最为有趣的角色就是异端者。首先，异端者不等于背叛者。所谓单位背叛者，在单位领导者看来，就是身在单位之中，但心却在单位之外。单位背叛者的出现与其在单位之外拥有获取资源的空间有关系，所以，单位背叛者的出现开始于单位外社会化空间和资源获取空间(市场)的出现。当然，在此以前，有越级上报单位领导者违法、违规行为的一般群众，但在规模和数量上，毕竟还没有形成制度化的机制，上级控制单位的手段也不依赖于此。其次，异端者不等于挑战者。挑战者的出现开始于单位内部民主制度的推行。随着单位内部民主制度的式微，挑战者越来越少。那么，异端者是怎样的一种角色呢?异端者对于单位最高领导人而言是麻烦的制造者；对于领导集团内部的敌对主义者而言，是瓦解最高领导人权力基础的工具；对于群众而言要么是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要么是惹是生非者，要么是集体行动的非正式领导者和组织者。这要基于异端者批评的动机而判断。
一般而论，异端者往往具有非正式领导者(informal leader)的禀赋与潜质。当单位领导集团明显地违背单位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时候，异端者往往会通过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促发集体行动的产生。这种带有社会抗争性质的单位内集体行动，往往会给领导集团带来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专业化的单位组织之内，如学校、医院和研究所等。因为这些专业化单位组织始终潜伏着专业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张力关系，恰恰是这种关系为非正式领导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而且，单位领导集团对专业权力有一种敬畏性和依赖性。
相对于专业性单位组织来说，行政单位因为是依靠单一性的等级体系而确立下来的，其内部产生非正式领导者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减少，但并不排除高资历—低职位者对低资历—高职位者的怨恨、不满甚至不合作。在以往，行政单位中的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为科层关系、长幼关系、师生关系、兄弟关系或父(母)子(女)关系，现在除了以上关系之外，还出现了一种封建性的主仆关系。随着行政单位领导者权力强度的提高，主仆关系的色彩呈现出日趋强化的趋势，这对构建现代行政文化是极为不利的。而且随着公务人员的代际更替，当一批拥有一定资产、家境比较富裕的年轻人进入行政单位且其晋升期望、利益期望大大降低的时候，这种主仆关系会逐渐被现代性的科层关系所替代。总而言之，以上几种关系模式在目前是同时共存的。至于采用那种关系模式，则是由行政单位领导者自身的权力强度以及个人要素(如年龄、履历、背景)所决定的。
五、单位政治和单位生活的密码:从“结构”到“过程”
单位政治的真正密码体现在单位内部的活动之中。以往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单位内部结构的分析，寻找单位政治的真谛。如对行政结构和政党组织结构以及派系结构的分析。李猛等学者就认为派系结构是单位内部基本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行动结构。其特点是具有不断再生产性；其功能是构成了单位内部的行动渠道、信息渠道、交换渠道等。［2］
事实上，单位政治的内在密码并不是正式结构和派系结构就能完全容纳了的。因为单位内部人的交往并不完全局限于以利益纽带而形成的派系结构和以科层关系而形成的等级结构之中。例如，基于特殊关系结构而形成的交往网络和行动线路，就是派系结构所无法包含的。在单位内部，基于同学关系、老乡关系、战友关系、因一同上山下乡等形成的患难关系以及性情相投而形成的知己关系等“特殊关系结构”，左右着大多数人的行动线路，构成了相互交叉、错综复杂的交往网络。特别是作为交往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单位组织，在其人格化的生命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历史资源，这些历史资源借助绵延不断的网络成为后来单位成员不断追忆的对象。单位的历史成为单位成员记忆的储藏库，它可以将已经模糊的联系恢复起来。在对单位内部小传统以及对“文革”记忆的观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在单位成员的诉说和记忆中得以延续的。
更为重要的是，仅仅停留在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这一层次上，是无法真正认识单位政治的运作的。单位政治的神韵体现在单位政治的运作过程之中。那么，如何破解单位政治的过程呢?人类学的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操作的分析工具。这种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它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在此，我们将人类学的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结合起来，来探讨单位政治是如何展开的。单位政治的运作过程主要体现为会议政治、幕后政治、熟人政治(关系政治)以及正式的等级政治之中。
(一)会议政治
人类学认为仪式具有两个因素，即表演与转换。在单位内部，作为表演的仪式性会议主要包括领导人的训话、传达、部署等等。作为转换的仪式性会议主要体现在就职演说和表现最高领导者之新战略、新思想的公开发布中。这意味着他与前任领导者以及以往的时代区别开来。显然会议作为一种支撑权力的象征性安排，构成了单位政治运作的一个复杂的象征符号意义体系。领导人的讲话、领导座次的排列、会场的秩序等等都是这一体系的构成要素，无怪乎那么多的领导者对其讲话稿不遗余力地遣词造句，对其结构、修辞以及引经据典都格外重视，因为这是展现其权力资源和权力强度的一种方式。［15］327所以，仪式性会议的性质包括两点:第一，会议是展示和强化领导权威的一种仪式。人类学提出了生命礼仪(rites of passage)和强化仪式(rites of intensification)两个概念。生命礼仪这种仪式可以帮助个人度过他们生命的中重要关头，如出生、青春期、结婚、为人父母、踏入更高阶层、职业专业化以及死亡。强化仪式是指在一个群体的“生命”陷入危机时，举行这种仪式能将个体成员团结起来。［16］403－407我们发现，在单位中，有的会议是作为生命仪式而存在的，即将单位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至于被单位所抛弃或者单位被成员所遗忘;有的会议是作为强化仪式表现出来的，如新领导者的上台、上级重要精神的传达等等。总之，会议的仪式性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的目的不是着力于解决问题，而是为解决问题制造舆论和烘托气氛。
再进一步论之，会议不是领导人对群众呼声的“倾听”，而是领导人对群众的“训话”和“教育”，试图通过会议达成共识一般来讲是徒劳的。会议既是展示和强化权威的一种机制、一个剧场、一种仪式，更是单位成员交流私事和感情的场所。人类学的一些研究表明，权力只有在“台上”存在。“台上”展现出来的是权力，“台下”展现出来的是个体化和群体化的非权力空间。于是，我们发现中国人特别关注主席台的独尊地位及其位置的排列次序。所以，从单位内部的会议形式来看，距离型会议远远多于融合型会议。在距离型会议中，开会者就是听会者，当然听会者的心理状态各种各样，包括顺听(俯首帖耳的听)、佯听(装模作样的听)、间歇性的听(心不在焉的听)、选择性的听(只听感兴趣的内容)、拒听(鄙夷不懈的听、带有批判性的听等)。总体看来，作为仪式的会议并不具有达成共识的功能，单位领导者也不期求通过仪式性会议达成什么共识，他们看重的乃是会议本身，因为这是展示其权威的机制和空间，而且还可以通过会议完成对参加者的身体控制，即参加者必须“出场”、“在场”。出场和在场就意味着对身体的控制。至于真正的决策并不是通过仪式性会议体现出来的。能够做出实质性决策的会议一般都隐藏在幕后，这就是单位中的幕后政治。
(二)幕后政治
幕后政治实际上是由幕后决策、幕后信息交流和幕后利益交换三个方面组合而成的。幕后政治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位组织的治理结构所塑造出来的。单位组织的治理结构受制于传统的集权体制，当社会传统价值信念的制约力量日趋弱化的时候，单位组织的治理结构便日益走向“黑箱化”。因为相对于高层权力结构而言，单位组织的治理与日常资源的分配、个人生活等具体的事项存在着高度的关联，幕后政治恰恰是通过隐蔽的手段杜绝了单位成员对内部资源再分配机制的无休止的干预，从而既保证了资源再分配的高效能，也不断强化着单位领导者的特权地位。
1．幕后决策。由于单位最终的决策权是集中于少数几个人，甚至集中于两个或一个人，大部分人是无从知晓一项决策是如何出台的，等待他们的只是决策的后果而已。当然，拥有决策权的领导者也会对决策事项进行类型上的区分，如果一项决策与群众利益的相关性较大、对其自身地位会产生较大影响或者该决策事项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知识范围和经验范围，那么他们寻找决策替代品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如通过咨询、摸底、草案化决策、票决制、集体讨论制等方式，将其风险和不良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总体上来说，大多数决策均存在于幕后政治之中，这道“铁幕”实际上就是将单位中的人分为两种:决策者和接受决策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领导集团中的很多 “配角”实际上与普通员工的角色一样，也是被动的接受决策者。所以，地位和级别并不是将人区分开来的唯一标志，决策权比地位和等级更为重要。一般来说，幕后决策包括重要荣誉地位的获得、优秀人物的选定、财政资源的分配等，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人事安排和经济资源分配。单位决策的“黑箱化”，是单位内部小道消息和谣言广泛散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2．幕后信息交流。幕后信息交流与仪式会议的传达正好相反，它是通过秘密通道传递给决策者和领导集团的，幕后消息的传播途径包括打小报告、举报、匿名信等。幕后信息交流的结果导致领导集团掌握了大量的关于单位员工的诸多秘密信息，从而为其决策提供了一定的凭据。
3．幕后利益交换。由于资源和利益分配是幕后决策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幕后利益和资源分配之前，往往存在着一个幕后利益交换的过程。幕后利益交换是少数人通过特殊途径接触单位决策者的主要方式，即依靠承诺对单位决策者的回报促使他做出对自身有利的决策。在以前单位分配住房的过程中，类似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幕后利益交换是腐败产生的根源之一，因为在幕后利益交换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精英庇护关系，这种“庇护政治”滋生出不同的派系或集团。对单位组织做出开创性研究的美国学者华尔德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基层社会成员不是通过谋求整个群体的联合行动，而是通过与权力层建立个人关系，即非正式的网络结构(informal network)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安排将工人利益获取引入庇护关系(而不是集体性的阶级关系)渠道，所以职工个人总是试图打破群体界限，他们不是寻求横向的力量联合，而是设法建立纵向的互惠关系，来谋求自己的需要。［8］14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是单位内所有人都会被纳入到这一庇护政治和派系结构之中的，那些程序主义者和缺乏幕后利益交换通道的人，大都被排除在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之外。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只是容纳了单位内的少数人。在幕后利益交换中，人类学提出的以“礼物”为载体的社会交换形式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现，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与氏族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极其重要的，它构成了完整的社会事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它们不仅仅是追逐利益的商业行为，还是一种涉及社会道德、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现象，因而必须用非经济的方式来解释。［16］111－116如果说古代社会包含着送礼、收礼和还礼等一系列体现“互惠性”关系的行为，那么单位内部，我们发现礼物的流动是单向的，即从低地位群体流向高地位群体。送礼者和收礼者赋予礼物以多重含义，包括尊重、面子、关系紧密性以及经济价值等。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礼物的原初含义也在逐渐丧失，礼物经济价值的高低越来越成为影响决策者是否兑现送礼者承诺的一个凭据。由于礼物的流动是在幕后完成的，因而它也成为难以探测的一个领域。但礼物的流动确实左右着幕后利益交换关系的形成与扩展，礼物也慢慢从其礼仪性向经济性过渡，“关系质量”的提高和“关系紧密程度”的加强越来越依靠礼物的经济价值而定。
(三)熟人政治
单位是一个熟人共同体。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具有替代社区的功能。每一个单位都要对其成员负责，单位成员在单位之外的活动也必须向单位汇报。所以，在那个时候跨单位的集体行动鲜有发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个体—单位关系的变化，跨单位的集体行动( cross-danwei collective action)开始出现［17］8－9，但是，国家对干部、学生乃至公务人员的制约还是要依赖单位体制。
单位作为一个小社会，除了履行国家控制个体的政治功能之外，还缔造了一种特有的生活形态和政治形态。这也是单位不同于一般职业意义上的“工作场所”的原因之一。因为单位乃是一“熟人共同体”。但是，“熟悉”并不必然构成个体活动的资源。一般来说，熟悉程度的高低、熟人权力的大小和再分配资源的多寡，才是构成个体活动资源的变量。因此，在熟人政治中，基于熟悉程度的高低，形成了单位内部特有的 “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解释中国农村社会时，提出的极富有解释力的一个概念。［18］27－28这个经典概念也成为我们解剖单位政治的重要工具。上文所说的幕后政治就与基于熟悉程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除了基于熟悉程度而形成的差序格局之外，单位熟人政治还包含着一种涵盖所有人的“压力结构”。也就是说，熟人政治包含着一种类似于古代乡议传统的压力机制，使得单位内部所有人的行动难以摆脱单位的烙印。单位领导的行动要符合单位的形象与地位，单位员工的行动要考虑单位的制约权力，当他们在单位之外空间生活的时候，他们与单位的关系宛如风筝与放风筝者之间的那根线，个人与单位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单位身份比起西方社会学家所说的职业身份、阶级地位等变量，更具有约束力。这种压力结构在单位内部与单位外部的交往过程中都是存在的。在单位内部，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会招致一系列的道德评价； 在单位外部，一个人的行为要与其单位身份相匹配。这对于解释行政单位中公务人员的对外交往特别富有效力。其原因在于人们对公务人员的行为期待有关，也与公务人员对自身职业安全的重视以及单位组织对其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的严厉性有关。这是典型的将内化控制与外化控制集为一体的表现。单位赋予的身份和地位内化为一种信念和规范，这是一种文化控制(cultural control)，与此同时，单位对其采取的刚性的惩罚措施则转化为具有约束力(sanction)的外化控制机制。［15］364－365在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单位惩罚的恐惧程度胜过对法律惩罚的恐惧。不过这一现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与中国法治型国家的构建战略联系在一起的。
(四)等级政治
等级制度是单位领导者实现其权威的重要保障。但是，在不同的单位中，因为单位领导人的领导方式和单位类别的差异，不同等级之间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的远近程度是不同的。单位中的等级政治在“文革”中被群众的政治狂欢所打破。“文革”结束后等级政治的重建强化了单位领导人对资源的再分配权力。政治狂欢的消失必然使单位领导人的权力愈来愈强化。等级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因民主选举制度在单位中的推行而一度遭到挑战。在对单位等级政治的考察中，人类学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 “文革”之后，单位内部的等级程度愈来愈重，单位领导的资源再分配权力也愈来愈重。于是，单位内的狂欢也随之减少，谨慎是员工在单位内部生活方式的主要特点。正如前文所言，等级政治的最大效用体现在对人之身体的训练和控制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人们试图通过身体的解放和对身体的自我肯定，来摆脱等级政治的牢笼，于是就出现了迪斯科舞厅、卡拉OK以及大量的非等级化的公共活动空间，如酒吧、舞厅、咖啡馆等。在单位中处于权力体系边缘地带的女性群体，也在试图依靠裸露身体的暴露性服装来展示对男性权力的挑战和对男性审美结构的重塑。在宗教人类学看来，狂欢表现出对身体的整体肯定观。这种狂欢是开放的和非结构的，它能够破坏封闭的和掌控的权力等级制度。中世纪的女性禁忌者，经常用残害自己身体或忍饥挨饿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神圣，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解放首先是从身体的解放开始的。单位内部资源再分配的权力结构杜绝狂欢，压抑感支配着员工的心灵世界。于是，狂欢就转移到了脱离单位控制的公共活动场所，如酒吧、夜总会等。狂欢代表着“人民”，为非官方的幽默提供空间，它的审美基础不同于官方的制度世界。暴露的身体形象与狂欢经验的普遍性相结合，它以其华丽和粗卑并通过幽默打破了社会的等级制度，同时也废黜了精神的等级制度。［13］98－99狂欢仪式象征和预示了民众的权利。［12］57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各种类型的单位组织(主要是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单位)中的等级化程度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日渐强化的趋势。至于这一趋势为什么会愈来愈强，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单位内的集体狂欢愈来愈少并逐渐转移到了单位之外。对于单位成员来说，谨慎、小心、沉默等成为单位化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
六、结 论
人类学视野中的单位政治，其分析对象并不仅仅是行政单位，大量的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均包含着中国单位政治的密码，甚至那些已经转制成为半官方企业、民间企业的国有企业，依然不能切断与传统单位政治相关联的纽带。单位政治的再生与延续有多重原因。首先，国家集权体制在单位中的复制，不是依靠新型治理结构形式就能超越的，新型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对决策权和资源再分配权的执掌甚至垄断，成为单位政治再生和延续的制度基础。其次，单位政治所包含的诸多密码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渗透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中，成为决定人们行动线路的重要力量。这一现象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就能完全根除的。由于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单位之中，或者说是生活在“单位化”组织之中，基于传统单位组织而形成的单位文化像一道铁幕笼罩着人们的生活过程，无论是从中受益还是从中受害，均无法在短期内割除对单位化传统的依赖。如果单位化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所产生的弊端还是要采用单位化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就形成了一种无法摆脱的循环。单位政治负面影响的真正根除是以单位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彻底转型作为前提的，只有当各种类型的单位回归到其本来的职能定位的时候，只有当各种类型的单位按照其本来属性和社会要求构建起现代性的治理结构的时候，单位政治的消解也就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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