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8月17日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沈鸿是中国机械工业奠基人、原一机部副部长，与江泽民在长期工作中结下深厚情谊。为丰富史料、还原交往细节，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贺东航教授携中心助理专程采访沈鸿先生之子吴英，形成珍贵口述史料，真实记录了两位在工业建设、科技创新与家国事业中的书信往来与工作交往。
本中心特刊发该口述史料，以飨读者。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沈鸿与江泽民关于中国机械工业发展的一封信
——基于1994年至1996年前后若干书信、照片与题词的口述史
采访人：贺东航（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回答人：吴英（沈鸿之子）
整理：台润泽（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助理）
时间：2026年3月22日
问：吴先生，您先谈谈，为什么您觉得1994年至1996年前后，父亲沈鸿与江泽民同志之间的往来，特别值得作为一段口述史来整理？
答：我觉得，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整理，不只是因为它发生在两位重要人物之间，更因为它真实反映了中国机械工业在转型时期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怎么处理自主研发与引进国外技术的关系，怎么理解市场竞争与国家工业能力建设的关系，怎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民族工业的主体性，怎么让老一代工程技术专家的经验继续对国家决策发挥作用。
我父亲沈鸿，一辈子都在机械工业这个领域里。他不是那种只坐在书房里谈理论的人，而是从工厂、设备、图纸、工程现场里走出来的老机械人。他这一代人经历过旧中国工业的薄弱，也参与了新中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艰难建设。所以到晚年，他看问题还是有一种很强的“工程眼光”和“国家眼光”。他关心的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中国能不能真正把自己的工业能力建立起来，能不能在重大装备上不再受制于人。
而江泽民同志，年轻时也是机械系统、机电系统出身，长期在电机、汽车、科研设计这些部门工作，他和我父亲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两人的沟通，不是一般礼节性的往来，而是对中国工业现实问题的持续讨论。这一点，从1994年2月8日江泽民同志以私人身份登门看望我父亲，到1996年3月和1996年8月父亲写给他的信，再到前后那些题词、条幅、批语，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段普通的私人往来，而是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史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老专家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它既有情谊，也有争论；既有共识，也有忧思；既有时代气息，也有家国担当。
问：您刚才提到1994年2月8日那次登门拜访。根据您提供的材料，您父亲在日记里写得很简短：“九时，江泽民同志以私人身份来望我，谈及利用外资等。”您怎么理解这短短一句话背后的分量？
答：这句话看上去很短，但分量其实很重。第一，它说明这不是一种公开性的仪式活动，而是带有很强私人探望和老朋友谈心性质的会面。第二，谈话的主题不是泛泛叙旧，而是“利用外资”等现实问题。这四个字，放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工业背景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新阶段，整个工业系统都面临新的选择：过去那种封闭建设的办法显然不够了，必须吸收国外资本、设备、技术、管理经验；但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在担心，一旦引进太多，会不会冲击国内机械工业，会不会让自主研发和民族工业失去空间。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电力设备、三峡工程、航空工业、汽车工业等领域都非常尖锐。
所以我父亲在日记里特别记下“谈及利用外资等”，说明这次谈话不是普通看望，而是一次有明确现实针对性的交流。江泽民同志为什么要亲自来谈？我理解，一方面是出于对我父亲的尊重，因为父亲在机械工业系统德高望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像三峡、电站设备、大型成套装备这些问题，既有技术问题，也有政策问题，还涉及行业情绪和长远能力建设，需要听听老一辈工程专家怎么想。
我觉得，那天的场景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真谈问题。江泽民同志是懂工业、懂设备的人，我父亲也不是客套的人，所以他们谈起来，大概会很快进入实质。
问：从您父亲的角度看，他当时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答：我父亲最关注的，不是简单的“引进”或者“不引进”，而是中国机械工业在开放条件下，到底应该走什么路。他晚年反复思考的，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学外国？当然要。但学了以后，是不是自己还能站起来、长本事、形成能力？
1996年3月他写给江泽民同志的信，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他在信里谈到三峡工程引进国外设备问题时说，引进国外4台，他认为“合情合理”，因为可以利用国外贷款，也能在技术水平和工作方法上“取长补短”；但是他紧接着就说了一句最关键的话：“但最好争取联合设计，千万不要自我封闭。”后面又说，如果引进太多，会妨碍民族工业发展，而且会受制于人；“依靠自己，还是最可靠，取人之长，不要忘记培养自己的力量，坐等先进，永远不会先进。”
这几句话，几乎可以说把我父亲晚年的工业思想讲透了。他不是排外的人。他年轻时就接触外国技术，也知道国外先进工业的长处。但他最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自我封闭，觉得外国什么都不能碰；另一种是看不起自己，觉得只要买就行，只要引进就能解决问题。他认为这两种都不对。
父亲真正主张的是一种很中国、也很工程化的思路：可以引进，但不能只买成品；可以合作，但不能丢掉主体；可以借力，但要在合作中学会设计、组织、制造和改进。也就是说，核心不在进口多少，而在能不能通过引进形成自己的能力。
问：这封信里面，除了“联合设计”这句话，您觉得还有哪些地方特别能体现沈鸿先生当时的所思所感？
答：这封信感情其实很深。表面看是在谈设备引进，实际上流露出来的是一位老机械工业专家对国家工业命运的忧思。
比如他说：“看不起自己，对自强不息的道理，我们许多人是不理解的。”这句话很重。说明他真正着急的，不只是某一个项目，而是一些人已经在心理上失去了工业自信。父亲一辈子是从最困难的年代过来的，他见过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也见过是怎样靠一代代人拼命把设备造出来的。所以他对“看不起自己”特别警惕。
他在信里举了很多例子，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在提醒：新中国的大型水火电设备，主要还是靠自己努力造出来的，是几个部合作的产物；技术总是在进步，从次到好，本来就有一个过程，最怕的是“坐等”，那就永远先进不了。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思：他承认我们当时不一定样样都比外国强，但他更强调，能力不是买来的，是做出来的，是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尝试中长出来的。
还有一层感情，是他对老科技人员心态的体察。他在信里专门说，当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要向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老工人做好工作，告诉他们为什么今天要多引进一些，以化解他们的怨气和心理上的不平衡。 这说明他不是站在一个抽象立场上讲话，而是在替那些一辈子搞装备、搞工厂、搞设计的人说话。他知道他们心里会痛：自己辛苦干了一辈子，现在是不是国家不信任我们了？但同时他也知道，国家处在新的开放阶段，不能简单回到老办法。所以他的态度非常复杂，也非常成熟：既坚持自立自强，又理解现实需要；既防止依赖进口，又不煽动情绪对抗。这就是他那一代真正有责任感的工业专家的格局。
问：从您掌握的情况看，江泽民同志和沈鸿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相当深的共识？
答：我认为是有共识的，而且这个共识不是表面的。江泽民同志本身就是懂工业的，他不是从纯行政角度来处理问题。父亲之所以愿意给他写这么详细的信，也说明他相信对方听得懂、也愿意听。
您看，1996年8月6日，我父亲在日记里记了一笔：“改好给江泽民关于航空工业的信，下午即复制留底后送中南海。”这说明他们的交流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到了同一天，父亲又给江泽民同志写了四张条幅背后的四句赞语，分别是：“高见高见，行见桃李芬芳”“高见高见，我佛自来”“高见高见，如闻惊雷”“适时警言，可传千古”。这些话当然有文人式表达，但它不是随便夸奖。它说明父亲对江泽民某些关于工业、关于发展、关于现实问题的看法，是由衷赞成的，甚至觉得是“适时警言”。这是很高的评价。
我个人理解，这里面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刚才讲的那条线：既不能封闭保守，也不能简单依赖；既要扩大开放，也要守住自主能力建设；既要引进，也要合作设计、联合消化、最终形成自己的体系。 这一点上，他们两人有共同语言，因为两人都知道中国机械工业的底子，也都见过工业能力是怎么一步步长出来的。
而且江泽民同志后来关于电机工业、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一些表述，跟我父亲这封信的精神是一致的。比如强调要扩大对外开放，争取国际技术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同时又说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立足国内攻关。这种思路，我觉得和父亲信里的“联合设计”“培养自己的力量”是一脉相通的。
问：除了书信，您提供的几张照片和题词，也很能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图像背后的历史情境吗？
答：可以。图像材料有时比文字更直观。第一张很重要的，是1989年10月全国敬老表彰大会的合影。
1989年10月全国敬老表彰大会那张合影，在我们家人心里一直分量很重。它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画面里有江泽民、乔石、宋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因为在合影前发生了一个很不寻常的细节。
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到会代表一一握手。江泽民同志和我父亲握手之后，原本已经准备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但他忽然像是又想到了什么，随即转身重新走到我父亲身边，亲自搀扶着老爷子，把他安排到自己身边坐下。结果，父亲最后坐在第一排，而且正好坐在乔石、宋平之间。这个安排，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照顾，而是很有意味的。
因为在中共党内，尤其是在这样正式的全国性大会场合，座位排序是很讲究的，往往有严格的规范和分寸。像这样由总书记临场起意，把一位老专家郑重地扶到自己坐次旁边，并置于第一排重要位置之间，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动作，而是一种带有明确象征意味的举动。
江泽民同志这样做，我理解，表达的是对新中国老一辈专家，特别是对为中国工业、机械工业和重大装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者的深切敬重。我父亲沈鸿，在那个年代，正是“大国重器、自力更生”精神的一种代表性人物。他这一代工程技术专家，是从极其艰苦的条件中，把中国的机械工业、大型装备、成套设备一步一步做起来的人。江泽民同志作为总书记，在那样一个正式场合，用这样的身体动作和座位安排，实际上是在向外界传递一个非常鲜明的信息：共和国不会忘记这些为国家工业化奠基、为民族工业自立自强作出贡献的老专家。
所以，这张照片不能只当作一张普通的合影来看。它背后包含着一种很深的历史意味：一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边是老一辈工业专家，中间连接起来的，是新中国工业化、自力更生和“大国重器”建设的历史记忆。江泽民同志那个看似突然的动作，其实表达得非常清楚——他尊重的不只是沈鸿个人，更是尊重沈鸿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尊重他们为中国机械工业和工业现代化所付出的毕生心血。
第二，1986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机械工业部，中国科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联合举办的祝贺沈鸿从事机械工业工作五十周年茶话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给父亲题的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好学不倦的精神。”这句题词很有意思。因为它抓得非常准。父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空谈，凡事都要落到机械、工艺、结构、运行上；同时他又始终保持学习状态，到晚年还不断看材料、写意见、参与讨论。所以这个题词，不像一般礼节性的赞语，而是点出了父亲的精神气质。
第三，是2005年7月16日沈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已经退休的江泽民同志给我们家写的题词。这个题词里，特别提到了父亲“为我国机械工业作出贡献”，还提到“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建设，最后说“值得很好纪念”。这就说明，到了很多年以后，江泽民同志对父亲最看重的，仍然是他在重大装备和机械工业方面的历史贡献。也就是说，两人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私人情谊，更是围绕中国机械工业这条主线建立起来的。
再有，就是1994年到家里看望的那张照片。那张照片给人的感觉很温暖，也很真实。没有很强的仪式性，更像是老朋友、老后辈来看望老前辈，当时江泽民同志拉我坐在他的左边，说：“你不要走，一起合影“。可真正有意思的是，恰恰在这样一个家庭场景里，他们谈的却是利用外资、工业发展、机械工业未来这些大问题。这也很能说明那一代人的特点：国家大事、工业大事，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看似平常的场合里真诚地交流出来的。
问：从家庭成员的角度，您怎么感受到沈鸿先生晚年对机械工业问题的那种牵挂？
答：这个太深了。父亲到晚年，生活上已经很简朴，很多事情对自己并不讲究，但只要涉及机械工业、重大装备、国家工业政策，他的精神一下子就起来了。他不是出于“怀旧”关心这些事，而是真的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干了一辈子，不能看着国家走弯路，能说的话还是要说。
他写信的习惯也很特别，不是长篇宏论，而是抓住一个问题就讲透。比如在1996年3月这封信里，他一开始谈市场占有，马上转到三峡设备引进，再转到竞争与合作、老科技人员心态、法制问题，最后还建议各部委应设同级法律顾问。 这说明在他看来，中国机械工业发展不是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市场、法制、产业组织、国家战略、人才情绪、社会风气全都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他晚年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把“爱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总要落到具体工业能力上。你到底能不能自己设计？能不能自己制造？能不能自己组织成套？能不能让年轻人接上来？能不能防止大家只顾眼前利益、彼此拆台？这些在他看来，才是最实在的爱国。
所以我们做家属的，常常会感觉，父亲并不是退下来了就真正“退休”了。他人在家里，但心还在工厂、在行业、在国家工业命运上。
问：如果把这段历史放到整个中国机械工业转型的背景下，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答：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它把一个大时代里的核心矛盾，用非常具体、非常有人情味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1990年代是中国工业转型很关键的时期。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市场竞争越来越强，国外资本和技术大量进入，中国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也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这种时候，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走？是全盘买进，还是关门自守？是只看眼前效益，还是兼顾长远能力？是企业各自为战，还是行业协同合作？是只讲竞争，还是竞争中也要有国家立场？
您看，我父亲在信里说：“竞争是需要的，只竞争而无合作，而且在国内互相瞎竞争，是自相打架，实在危害国家。” 这句话今天读起来还很有力量。因为它说出的，不只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产业发展仍然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这段历史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留下几封信、几张照片，而在于它保存了一种思考方式。那就是：中国工业的发展，不能只算企业小账、项目小账、眼前小账，还要算民族工业的大账、国家能力的长账、几代人的后账。
附记：本访谈所涉若干图像与文献说明
1994年2月8日日记记载：“九时，江泽民同志以私人身份来望我，谈及利用外资等。”据此可知，双方曾围绕利用外资与工业发展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照片中，左一为吴平女士（沈鸿夫人），左二为沈鸿先生，右二为江泽民同志，右一为吴英先生。
1996年3月沈鸿致江泽民信，重点讨论三峡工程设备引进、民族工业发展、自主能力建设、竞争与合作、老科技人员情绪及法制问题，其中“最好争取联合设计”“依靠自己，还是最可靠”“坐等先进，永远不会先进”等表述尤具史料价值。
1996年8月6日日记及四张条幅背语，反映沈鸿对江泽民相关意见的高度认同，四句分别为：“高见高见，行见桃李芬芳”“高见高见，我佛自来”“高见高见，如闻惊雷”“适时警言，可传千古”。
1989年10月全国敬老表彰大会相关照片，体现沈鸿作为新中国机械工业重要代表人物所受到的尊重。照片中，前排右一为宋平同志、右二沈鸿、左三江泽民同志、左一乔石同志。
1986年江泽民题词：“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好学不倦的精神。”
2005年7月16日江泽民题词，肯定沈鸿对我国机械工业特别是重大装备建设的贡献。
